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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恒算了一下，自从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团在印度卡拉齐成立至今，已经相继有几十名中美飞行员在空战中阵亡，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他在航校的同学。飞行员这个职业实在是太残酷了。蔡继恒的戏谑之言是：只看见贼花钱，没看见贼挨打。
由此说来，在女人问题上，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这已经不是当学生的时代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蔡继恒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他不想制造悲剧。
晚饭的时候，战俘们惊喜地发现，每个人居然多发了一个窝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战俘们议论着，都说鬼子坏归坏，可一旦说好的事，还是很守信用的。谁都知道，这增加的粮食定量可不是日本人发善心白给的，这是上午比武时张宝旺和渡边讲好的条件。
渡边已在下午和野藤等军官一起去了太原，他出发之前兑现了承诺，先是下令给薛占魁钉了口薄板棺材，然后当着战俘们的面把薛占魁安葬在营区后的小河边，坟头上还立了块木牌，爱好书法的野藤还露了一手，他在木牌上工工整整写下“薛占魁壮士之墓”七个楷书体大字。渡边甚至破例允许战俘们在日军士兵的押送下，分批到薛占魁墓前祭奠。
张宝旺、满堂、铁柱、李长顺、孙新仓等人按照军人的礼节站成一排，默默向死者脱帽志哀，然后一起行了军礼。
在回营区的路上，满堂悄悄告诉张宝旺：“大哥，山田那儿有消息了，今晚后半夜行动。”
“知道了，走之前还有什么事要做？”
“只有一件事，就是干掉高升那狗日的，这是俺的意思，高升长了个狗鼻子，灵得很，不宰了他，咱跑了以后山田也不安全。”满堂轻声回答。
“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今晚渡边不在，是个机会，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要是运气不好，今天夜里咱兄弟几个就死在一块。”
张宝旺说：“兄弟，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动起来就得认命，活着干，死了算。路上只要有人挡道，咱遇佛**，遇魔杀魔，要有股子拼命劲头才行！”
“放心吧大哥，不就是赌命吗？俺就把这条命押上了。”满堂向张宝旺伸出了手。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傍晚时，山田圭一找到高升，他敬了个礼，用日语说：“高先生，今天是我生日，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想请高先生喝酒。”
高升有些惊喜：“山田曹长太客气了，既然是您生日，应该是我请客呀，哪能让您破费？”
山田圭一笑了笑：“不光是您，我还请了几个军官，平时军务忙，大家难得凑在一起，所以，请高先生务必赏光！”
高升兴奋地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山田圭一为满堂等人逃跑的事考虑了好几天，他明白，这绝非举手之劳的小事，而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事发，自己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山田圭一倒不是个怕事的人，但是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需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理由。为什么要帮这几个战俘逃跑？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他一时还没有给自己找到理由。
山田圭一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受此影响，他从16岁起就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虽然没有正式通过皈依仪式，但他一直在用佛教教义约束自己的言行。
佛说：“人无善恶，善恶存乎尔心。”人生来便没有善恶之分，善与恶的区分只是在于自己内心是如何去定义。山田圭一认可这句话，同时也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理由。
他从小是个性情温和、厌恶暴力的人，上小学和中学时，班上的大部分男同学都热衷于柔道、空手道、剑道一类的技击性运动，他对此却毫无兴趣。在他看来，学这些东西的唯一用处就是和别人打架。大和民族的男人们都是有些脾气的，因此在生活中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学一些防身术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山田圭一不需要这些暴力手段，他从小就是个好脾气的孩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和别人吵过架，更别提动手打架了。他的理想是做个企业家，在山田圭一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资本积累和资本运作更有趣的事了，资本的力量太神奇了。有人认为，国土狭窄、资源贫乏的日本只有靠战争，靠夺取海外殖民地才能强大起来。山田圭一则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疯子，靠战争和暴力去掠夺财富是等而下之的手段，大和民族是优秀的、充满智慧的民族，能够使国家富裕强大的方法有很多，譬如靠跨国资本运作、金融市场、发展制造业、新技术的开发和输出……为什么一定要用战争和暴力去解决问题呢？
山田圭一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当军人，而且还会到中国来打仗。都怨那些该死的政客，这年月，当个小百姓真的很无奈，你想远离政治，可政治偏偏找上你。你爱好和平、厌恶暴力，而你却躲不开，政客们靠一部《兵役法》就把你发配到中国，以国家的名义逼迫你去杀戮，去行使暴力。
想起这些，山田圭一心中充满着悲哀。
今天渡边少佐策划的决斗活动使山田圭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憎恨渡边和野藤这两个嗜血者，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冷酷地践踏人性、践踏生命？本来他们虐待中国战俘已经是一件不可饶恕的行为了，更令人愤怒的是他们对自己同胞的生命也如此轻视。从古罗马时代到20世纪，人类已经走过两千多年了，渡边和野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居然还停留在古罗马的斗兽场上。
这种冷兵器决斗实在太残酷了，一两分钟之内，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当士兵们把柳川信哲和薛占魁的尸体抬回来时，他看到两具尸体都像是被泡在鲜血里，胸腹部被利刃豁开，人的内脏挂在体外，十几米外都能闻到浓烈的血腥气。回到宿舍，山田圭一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战场上的尸体他见过，但那是特定环境，在战场上对丧失生命的恐惧远远超过看见尸体时的恐惧。而在今天的决斗场上，两个生龙活虎的青年在毫无意义地手持利刃面对面进行殊死搏斗，阳光下喷溅的鲜血、刀枪的撞击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实在是触目惊心，令人惨不忍睹……山田圭一终于决定，他要帮助佟满堂等人逃走，他不想看到这些熟悉的中国人再遭厄运，就算将来东窗事发，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在所不惜，否则他会后悔，他的后半生将在黑暗中度过。
山田把请客的地点安排在后院的会计室里，这里紧挨着伙房，伙房的东侧就是仓库。山田对战俘营的建筑布局很熟悉，如果从一个越狱者的角度看，这个仓库是通向外边世界最安全的通道，只要能进入仓库，就可以从仓库后墙的窗户跳出去。那窗户离地面的高度只有两米，越狱者当然不会在乎这点高度。这里是战俘营警卫系统的死角，附近没有设岗哨，唯一的危险是巡逻队。山田圭一早已计算好，巡逻队有五个士兵和一条狼犬，每隔15分钟巡视一次。这15分钟足够跑掉100人，时间绰绰有余，只要越狱者跑过大约100米的开阔地就可以进入青纱帐，到那时越狱就成功了一大半。
战俘营的设计者当然不是傻子，他在设计营区时就考虑到，越狱者根本不可能进入日军守备队居住的院子，因为从战俘居住区到这里还有一处岗哨亭。
就这个战俘营来讲，应该说设计得非常严密，难怪从建营到现在的三年时间里，还没有越狱成功的先例。可如果守备队的看守人员里有人心存异志，主动配合越狱者逃走，那就另当别论了。
高升和五个日本军官上了桌，眼睛顿时都亮了。山田圭一准备的酒菜非常丰富，有罐头装的红烧鳗鱼，有盐烧秋刀鱼，还有照烧鸡肉卷和炸成金黄色的什锦天妇罗。酒是山西汾酒和从日本运来的“大关”清酒，还有五六种不同口味的寿司。高升有日本留学的经历，很喜欢日本料理，他一看就知道，这顿饭是很讲究的。
此时已是战争末期，日本的国力已衰弱不堪，日军海外作战部队的供应更是捉襟见肘，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每餐分到的食物配给不过是400克米饭和两块咸鱼，在这穷乡僻壤，能吃到一顿精致的料理实在是件极为难得的事。
对山田圭一来说，拿出这些东西请客算不了什么，他是司务长，经常经手这些食品。大阪人又有做生意的传统，他还可以和别的部队司务长进行易货贸易，那些高级军官们享用的供应他一样可以搞到手。山田圭一打仗不怎么样，要论起做买卖来，绝对是把好手。
高升惊喜地搓着手说：“山田先生，您真太客气了，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山田圭一给所有人斟满酒，然后举起杯：“各位，不好意思，以我战前在大阪的标准，今天这个生日晚宴是非常寒酸的，连一点起码的生鱼都找不到，真是很惭愧。各位，将来战争结束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请大家好好享用一顿大餐。来，干杯！”
军官们嘴里客气着干下一杯酒。
山田圭一给高升夹了条秋刀鱼，笑着说：“高先生，你的日语说得非常好，刚认识你时，我还以为你就是在东京长大的，没想到你居然是中国人。”
高升喝了口酒叹道：“我在日本留学四年，也仔细比较过中日两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怎么说呢，我还真是喜欢日本，远的不说，走在日本的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不像中国，到处那么肮脏破烂……”
这时守备队的冈村中尉笑着插了一句嘴：“中国人的确不讲卫生，他们的住处总是像猪圈一样又脏又乱，我不明白，他们又不是住在缺水的沙漠里，讲卫生又不需要花钱，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一些呢？”
冈村中尉的话很具侮辱性，他根本不考虑高升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高升显然没有这种民族自尊心，他倒像是遇到知音一样：“冈村中尉，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这的确是中国的现状，贫穷、野蛮、肮脏。正因为如此，方能显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性。说实话，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经没落，在这一点上，我们肯定不如日本，你们的‘明治维新’厉害啊，好嘛，这才七十多年，日本就成了强国，真是不服不行啊。所以我说，中国非常需要日本的提携，中日两国‘共存共荣’那是绝对必要的。”
山田圭一为高升斟酒：“高先生，你既然这么不喜欢中国，为什么不在留学时加入日本国籍呢？”
高升苦笑着：“哎哟，我的山田曹长，您可真是应了中国那句俗话，叫作：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干吗不想入日本籍？我他妈……做梦都想，可贵国**也得让啊？入日本籍的门槛儿太高啦，有钱有身份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考虑，像我这种小人物想入籍，门儿都没有。”
山田圭一开玩笑道：“谁说不容易？找个日本女人结婚，就有了申请入籍的理由，不过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高升扬起脖子又干了一杯清酒，然后发起了牢骚：“这招儿我也试过，哪有这么容易？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学校图书馆有个叫枝子的女管理员，长的嘛……真他妈不敢恭维，我觉得自己条件虽然不是太好，娶个丑女人总行了吧？结果您猜怎么着，我刚把这意思说出来，话还没说完呢，这娘们儿就一口唾沫啐在我脸上……”
山田和几个军官放声大笑起来。
冈村中尉擦着笑出的眼泪说：“高升君，找女人可不能在大学里找，你应该到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试试，那里也许有女人愿意嫁你。”
军官们又一次大笑起来。他们都知道，新宿的歌舞伎町是东京有名的红灯区，那里只有妓女。
高升这时已喝得有些过量，对冈村的侮辱性玩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他大着舌头说：“我倒是不在乎找……找个妓女，可人家妓……妓女也……也看不上我，当时我……就是个穷学生，腰包里没……没钱啊……”
守备队另外一个军官川岛少尉也醉了，他的玩笑话更过分：“高，歌舞伎町还……还有‘牛郎店’[6]
呢，你可以……去当牛郎嘛，收入很高啊，你用当牛郎挣的钱……娶个妓女不就行啦……”
这时已经没几个人笑了，多数人都已醉得东倒西歪。
山田圭一手下的两个炊事兵从下午就开始忙乎，直到现在还没停下来，他们不停地上菜、斟酒，寿司不够了又去卷寿司，还要照顾已经醉倒在桌子底下的军官，这两个敬业的炊事兵已是满脸疲惫。
山田圭一也作出醉态，他大着舌头命令两个炊事兵去吃饭。一个年纪稍大的炊事兵壮着胆子问：“长官，我们可以喝酒吗？”
山田圭一一边捏着高升的鼻子往他嘴里灌啤酒，一边回答：“当然可以，不过只许喝汾酒，清酒和啤酒是有数的，士兵不能喝。还有，你们可以把那两个站岗的士兵叫来一起吃，今天渡边少佐不在，应该没有人查岗。”
炊事兵高兴地领命而去。
山田圭一看了看表，盘算了一下，再有一个小时，这几个士兵也该醉倒了。他特意给士兵们预备了四瓶60度的汾酒，这些家伙平时的伙食很糟糕，猛地有了好酒好菜，不喝倒是不算完的。
高升还颇有些酒量，此时他虽然头重脚轻，但居然没有醉倒，不过山田最后灌他的几瓶啤酒起了作用，他的膀胱有点要爆裂的感觉。高升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口齿不清地说：“山田君，实在对不起，我要去厕所，恕我失陪！”
山田扶着他来到院子里，高升跌跌撞撞就往厕所跑，山田一把拉住高升，向院外一指：“高先生，你的厕所在外边！”
高升猛地清醒过来：“噢，对……对不起，喝……喝多了，我忘了啦……”他东倒西歪地向院外走去。
战俘营有明文规定，中国战俘不允许使用日本军人的厕所。渡边下命令在前院办公室和后院兵营里单修了两个卫生设施齐全的厕所，严令禁止中国人使用，即便是翻译官高升也不例外。
内急的高升捂着肚子一溜小跑，窜进前院西南角战俘们使用的厕所，刚进门就忙不迭地解裤子，他的裤子还没解开，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神志有些模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有种越来越强烈的窒息感，他挣扎着抬起手摸摸脖子，才发现不知何时脖子上多了根粗麻绳，而且这根麻绳就像上了绞盘似的越来越紧……高升的眼睛开始向上翻，似乎在研究天花板的结构，喉咙里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脸庞渐渐变成了猪肝色，膀胱中的尿液也不听话地喷射出来……
玩绳子的是张宝旺。貌不惊人的张宝旺臂力极强，他不屑使用膝盖顶住高升的后背，这类绞杀法太正规，勒死高升这条狗根本犯不上。张宝旺用双手勒住麻绳，曲起双臂用肘部顶在高升的肩膀上，不到一分钟，高升的身子就瘫软了……在一边帮忙的满堂无事可干，索性抱起高升的双腿，将他头朝下塞进了粪坑里。
高升的头扎在粪水里，露在茅坑上沿的双脚还在微微抽搐，满堂踹了两脚，高升的整个身子渐渐沉入粪水中。张宝旺和满堂对视了一眼，都解气地点了点头。干掉这条狗真是很容易，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两分钟。
在厕所外放风的铁柱跑进来低声说：“山田发信号了，那边墙头上有手电闪了三下。”
满堂抬腿就走，被张宝旺一把拉住：“别动，探照灯扫过来了……”几个人闪进墙角的阴影里。
瞭望塔上的探照灯“忽”地一下扫过去，一切又回到黑暗中……
张宝旺说了声：“快走！”一行人顺着墙根溜进撤了岗哨的后院，山田圭一从伙房里闪出来，他顾不上打招呼，转身用手电在前面引路，领着众人进了仓库。山田把门反锁上，搬来一个矮梯子靠在后窗上，他登上去打开后窗观察了一会儿，突然他轻轻关上窗，用食指堵在嘴上，示意不要出声。满堂等人屏住呼吸，窗外传来日军巡逻队有节奏的脚步声和狼狗的喘息声。等脚步声渐渐远去，山田叮嘱道：“你们只有15分钟时间，跳下去跑过100米开阔地，进了青纱帐就安全了。祝大家好运！铁柱，你先上！”
铁柱敏捷地蹿上梯子，纵身跳下去，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
随后张宝旺、李长顺、孙新仓也跳出窗外。
满堂最后一个抓住梯子，他忽然转过身来，一把搂住山田圭一，流出了眼泪：“山田大哥，俺这条命是你给的，俺记一辈子……俺要是死不了，早晚来报恩……”
山田圭一平静地说：“人生幻化如梦，一个擦肩，一个转身，便物是人非。对于过往，不需回首，当像清风一样干净，流云一样洒脱。”
满堂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愣愣地望着山田圭一。
山田圭一不再说什么，只是给了他一拳：“巡逻队马上就到，快走！”
满堂一跺脚，转身蹿上梯子，纵身跳出窗外……
山田圭一望着窗外浓重的夜色长吁一口气，他关上窗户，以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和缜密，有条不紊地做着善后工作。他的想法是，救人归救人，但也不能给自己招来麻烦，他还要活到战争结束，回到大阪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山田圭一仔细清除了窗台上的泥土和鞋印，把梯子放回原处，轻轻锁好大门，无声无息地潜回会计室。
几个军官都已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趴在桌上。山田圭一走进伙房，见两个炊事兵和两个哨兵也早已横七竖八躺倒了。桌上的闹钟指针指向两点十五分，一切都在计划之内，明天早晨这个战俘营就会闹翻天，山田圭一可以想象到渡边少佐会发出怎样的雷霆之怒。反正是法不责众，五个军官，一个军曹，四个士兵都同时酗酒醉倒，论起责任都差不多，让渡边看着办吧，他总不能把十个人都送上军事法庭吧？更何况他私下组织决斗，还出了人命，这种严重违犯军纪的行为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山田圭一拿起一瓶汾酒，一口气灌了大半瓶。他感到一阵昏眩，慢慢躺倒，把头舒服地枕在冈村中尉的肚皮上。刚才他没怎么喝酒，现在可是真要醉了，这醉酒也是计划中的事。
山田圭一闭上了双眼，沉沉睡去……
[1]
“林哲”的真名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5月，野圾参三与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他化名为“林哲”。
[2]
1940年7月20日，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在重庆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到会的33名盟员一致推举鹿地亘为总部会长。“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在重庆成立后，许多支部在野坂参三的领导下相继建立，其中“延安支部”最为著名，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3]
“杯水主义”曾产生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一种性道德理论。它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其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872.3.31～1952.3.9），她曾被列宁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是列宁**中唯一的女性部长。在斯大林时代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直到今天，她还被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奉为先驱。
[4]
艾米琳·潘克斯特（1858.7.15～1928.6.14），英国政治家，女权主义者，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试图揭露英国社会制度里的性别歧视，并且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5]
1941年6月5日，日军轰炸机群对重庆市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空袭。本可容纳五六千人的较场口大隧道涌进万余人，由于该隧道并不是正规的防空洞，出入口只有三处。据此情况，本应在两次轰炸间隙，让群众出洞呼吸新鲜空气，重庆防空司令部有人请示具体负责的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但胡伯翰声称，为安全起见，不准擅自开洞门。于是，洞内氧气逐渐稀薄，最后造成上万人窒息身亡的惨案。
[6]
日本的“牛郎”是男妓的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