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
    (《猛进》十九期)。
    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
    的了;而这“礼”
    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
    ,连“平视”
    “斜视”
    也不许。
    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
    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
    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
    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
    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
    ,同时便闭上了眼睛。
    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
    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因为凡事总要“团圆”
    ,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
    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
    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
    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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