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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君”。

    地只祭祀

    凡在地之神,都属于地只祭祀,包括最为隆重的社祀,对境内山川的祭祀,对五祀的祭祀,和年终的蜡祭。

    社祀

    土地生育万物,人类以土地为基础生存繁衍,农业民族依靠土地的生殖能力耕种收获,对土地的崇拜,是中国“社”崇拜的源头。《说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礼记·礼运曰》:“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礼行于社而百货可级焉。”所谓“列地利”,即列举地之利于人者,进行祭祀,以表达报本反始,不忘其本的含义。通过对“社”的祭祀,获得土地神的庇佑,使农业丰收,财货丰赡,可能是社祀最初的目的。

    山川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将名山大川作为地方保护神祭祀,故而此种祭祀在地域范围上有所划定。《左传·哀公六年》载:“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所谓“望”,就是其国土的范围,望祭则是祭祀诸侯国境内山川的一种方法。《左传·昭公十七年》载:“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注曰:“洛与三途皆在成周,故请于周。”可见在春秋时期的命祀系统中,诸侯若要跨地而祭,则需要告知对方。

    五祀

    《论语·八俏》中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从“奥”与“灶”相对的情况来看,“奥”可能就是“中溜”。但春秋时期并没有将“室、灶、门、户、行”并称为五祀的记载,战国时期众多出土楚简中也只是单独祭祀其中一种至四种,各自的祭祀方法还有所不同,直至战国晚期的包山二号楚墓才出现了分别写有“室、灶、门、户、行”的五块小木牌。此五种家宅神合称“五祀”,可能要到战国晚期才正式形成。因此,春秋时期的五祀,指的应该是对五行之神的祭祀。

    蜡祭

    蜡祭是对与农业相关的神祗的合祭,通常在年末进行,故而举行蜡祭的月份也被称作腊月。由于蜡祭带有农业祭祀的特性,所以参与蜡祭的不仅仅是贵族家族成员,还有广大的平民。《礼记·杂记》记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见春秋时期的蜡祭是国人都可以参与的盛大祭祀仪式。

    人鬼祭祀

    凡人死而受祭者,都属于人鬼祭祀,包括对先祖的祭祀和对厉鬼的祭祀。

    祭祀先祖

    春秋时期,有血缘关系的己死亡的先祖被供奉在各自的庙中,以昭穆次序排列,以此为基础进行“禘、祫、尝、烝、告朔”的常规祭祀。

    禘、祫

    禘和祫都是合祭宗庙之主的大祭祀。文献中春秋时期的禘有两种,一是致新死者之主于庙,也称吉禘;一是郊天之时以先祖配享,也称大禘。

    尝、烝

    尝和烝都是谷物成熟后对先祖的常规祭祀。尝指尝新,又称荐新,是每年七月新谷成熟后献给宗庙的祭祀。烝是每年十月,所有谷物都成熟之后献给宗庙的祭祀。

    告朔

    春秋时期,每年十二月,诸侯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第二年的历书,并将之藏于太祖之庙,此后每月朔日杀一饩羊来祭祀先祖,并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开始处理政务。这种仪式就叫做“告朔”,即所谓“颁告朔于邦国”。

    祭祀厉鬼

    春秋时期,人们认为人非正常死亡之后若没有后人祭祀,就会变成厉鬼为祸一方。为了防止厉鬼作乱,就要对厉鬼进行祭祀或禳祓。

    在史书中,关于祭祀仪式的记载,战国时期较之春秋时期少了很多。与之相对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记录祭祀仪式的“礼书”。《仪礼》、《礼记》、《周礼》中记载了郊祭、社祭、宗庙祭祀的祭法。

    与出土文献和其他传世文献相对比,可以看出《仪礼》保留了一部分卿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祭祀仪式。《礼记》是对《仪礼》的讲解和补充,其中包含很多战国及以后经师对“礼义”的发挥。

    传世文献对祭祀仪式的记载不甚了了,而自上世纪以来各种出土文献的面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金文、楚系简及各国都城遗址中,保留的战国祭祀仪式相关信息比较丰富。

    从时间上看,战国时期的祭祀仪式从早期持续到晚期;从地域上看,东有齐国,南有楚国、曾国、越国,北有中山国;从祭祀对象上看,大多数是祭祀有血缘关系的先祖,也有祭祀无血缘关系的他国诸侯或有功之臣子。

    楚国仍然保留了类似春秋时期的天神、地只、人鬼的三大祭祀系统,并有了不同于中原祭祀系统的地域特色。

    楚简中可以看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至神“天”,楚地祭祀系统中的至高神是“太”;太以下有诸司神、昼夜神。楚地也祭祀社,并出现了二社、三社等合祭社的祭祀仪式;四方、五祀系统逐渐形成;楚人祭祀的山川神都是楚地境内的名山大川,符合春秋时期“祭不越望”的制度。楚人祭祀先祖时,分为远祖和五世。祝融、老童、鬻熊为楚先,熊丽至武王为荆王,文王以下则将五代先祖合祭,称为五世。死而无后者也要进行祭祀,以免他们化为厉鬼为祸一方。非楚王血脉的番氏则祭祀番氏家族的番先和五世,说明祖先祭祀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血缘排他性。

    祭祀的目的不外乎三个方面——祭祀天神,是为崇德报本;祭祀地只,是为政教合一;祭祀人鬼,是为慎终追远。

    古人称天神为“帝”或“上帝” ,他们相信天有“意志” ,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的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因此他们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断地进行占卜,如建造房屋、祈求好年成、求雨等。

    地神虽然法力没有天神那么高超,但是也非常重要。所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于老百姓来说,土地就是一切,就像哺育他们成长的乳母一般亲切,而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土地是最能将百姓笼络住的东西,因此祭地的政治意味也更加浓厚。

    古人相信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鬼神能对活人产生作用,因此祭祀鬼神一方面是使其灵魂得到安定,另一方面,祭祀是求福佑,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的祖先肯定会保佑其子孙。所以祭祖也在封建王朝中体现了其强大的伦理功能,它凝聚并维系着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民族。

    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出现了两城制,多数是宗庙祭祀区与大城一同建立在前,小城内则是后建的宫殿区。秦雍都较为特殊,它建立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秦迁都之后成为了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

    众生祭坛就是其中之一,古时蜀地先民流亡至此,恰逢洪水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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