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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回齐亚诺留历史文献英美下意大利都城
却说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救出，在慕尼黑见到了女儿爱达和女婿齐亚诺。他们夫妇在意大利投降时，从罗马逃亡德国。齐亚诺在法西斯党举行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上，虽然投票反对岳父，但仍希望同墨索里尼言归于好。在慕尼黑期间，这种愿望已近实现，从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因为他在齐亚诺一家到达时，已将他们软禁起来了。墨索里尼对于背叛法西斯的“叛徒”，特别是对齐亚诺不愿惩办，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
这样，一场复仇丑剧就开场了。对那些194年7月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的人员，凡能在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境内逮捕的，到194年底，都在维罗纳的中世纪城堡中加以审判。其中就有齐亚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被判处死刑。1944年1月，这批人包括齐亚诺和78岁的德.邦诺元帅，邦诺是同墨索里尼一同向罗马进军的伙伴。
齐亚诺的死，引起了世界广泛议论。丘吉尔说：“齐亚诺的下场，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完全一致。”
齐亚诺的一生是一场悲剧。他生前帮助墨索里尼干了许多坏事，但在有些重大问题上持不同的政见，以致在7月会议上，公然站到墨索里尼的对立面。但这些都不重要，对于后人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日记，他生动地描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记载了它的“胜利”，也记载了它的失败。为人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墨索里尼、研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对于墨索里尼所进行的“半无意识的”分析，出自一个不仅是他的女婿，而且是他的崇拜者。“行动”是墨索里尼天性所遵循的唯一动机，这位独裁者认为德国武力无敌于天下的顽固信念，他的积怨宿敌，他的残酷无情，尤其是他对意大利人民本身的全然蔑视，一一展现在这本日记的字里行间。
对于那些真正相信过墨索里尼，以及至少在二次大战前，真心实意把他当作意大利救世主的意大利人来说，墨索里尼极其秘密地向其女婿所吐露的、对其同胞所作的那些评价，一定会出乎意外：“意大利民族是一群绵羊。十八年也改变不了他们。”
在这些记载中刻画得最鲜明的，自然是日记的作者。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萨姆纳.韦尔斯在《齐亚诺日记》引言中写道：
所谓意大利政府，只是个文雅的称号，其成员无非是墨索里尼的奴才。齐亚诺伯爵本人亦俯首听命于他。齐亚诺伯爵既不缺乏个人威严，也不缺乏胆略。我曾看到有一次他会见墨索里尼。当这位独裁者面呈愠色，他就惶恐不安。领袖的意志就是法律，尽管法西斯首领们知道他是何等刚愎自用，何等愚昧无知，何等盲目武断。在意大利，从国王到部长，从将军到工业巨头，谁也不敢与他作对。
199年冬，韦尔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前去访问同盟国和两个轴心国的首都，以便向他们报告欧洲的局势和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在罗马逗留期间，他同齐亚诺曾多次接触，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长的风度和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曾给韦尔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韦尔斯说，齐亚诺与所有那些反对战争集团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轴心国政府拥有极高权力的人物当中，惟有他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向我表明：他过去反对这场战争，还将继续反对这场战争；他预见到扩大战争会使整个欧洲彻底毁灭；他个人所能做的
只是竭尽全力阻止意大利参与这场冲突。”
但是，正如其他所有意大利人的努力一样，他的努力也是徒劳的。只有他，即独裁者墨索里尼作出决定，把意大利投入这场大灾难，造成这场悲剧，使意大利人民蒙受并将继续蒙受多年的惨痛苦难。
齐亚诺之所以堕落到这般地步，和他的出身、经历和周围环境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加莱阿佐.齐亚诺，190年月18日出生于里窝那。父亲科斯坦佐.齐亚诺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海军任上校，是法西斯运动初期最尽职守的人物之一，也是墨索里尼的好友。法西斯掌权后，他被提升为海军上将，并受封爵位。他多年担任交通部长和所谓法西斯众议院议长。他最为人知的是他的巨大财富，这笔财富是他担任交通部长期间聚敛的。
齐亚诺大学毕业后，随即进入意大利外交部门。先后被派驻巴西、阿根廷和中国。同时，他成为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结了婚。从此他青云直上，任驻中国上海总领事不久，于19年提升为驻中国公使。195年，他被提升为新闻和宣传部副部长。其后不久，成为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翌年，在他岁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从此成为墨索里尼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政策的辩护士和急先锋。
齐亚诺生活在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最颓废的一段时期，他本人也是这个时期道德沦丧的产物。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中不存在什么道义。他信奉强权即公理的观念。然而他同他的岳父、领袖、最后处决自己的那人相比较，他远为明智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意大利的真正安全何在。从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时起，他对德国的野心和希特勒权势的扩张对意大利必然带来的危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他在日记中一再强调，他相信他所得到的报告是准确无误的：纳粹特权人物暗示的最终意图，是从意大利手中夺取里雅斯特，并占领意大利北部平原。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齐亚诺对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在墨索里尼面前，他总是唯唯诺诺，他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
齐亚诺留给人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他的日记，西方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之一”。这部长达40万字的日记，是齐亚诺在二战即将爆发和战争前期写下的，前后达5年左右时间。从这本日记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丑恶现实，也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到，在那决定命运的年代里，德国如何玩弄阴谋诡计的内幕真实情况，从而可以透视希特勒如何屡屡重演故伎，以庄严誓言掩盖真实意图，蒙骗别国政府，甚至对其盟邦也不例外。
齐亚诺的日记所记载的，绝大部分是外交、政治方面的活动，很少涉及个人生活。即使仅有的一点个人生活内容，也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史学界专家们认为，日记的内容是切实可靠的。他写这些日记，本来没有打算原封不动地出版，而是为晚年写自传和回忆录积累材料。他写日记对许多事件不加修饰，事后不加修改，因此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后人研究这一段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内部材料。
齐亚诺写了绝笔书，被带到巴伐利亚。随后不久，他被转移到维罗纳，他在那里被盖世太保监禁了个月，遭到他们惯用的残酷对待。齐亚诺在信中表示，他坚持认为，要对大家的苦难遭遇负责任的，不是意大利人民，也不是政府本身。他说：“有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在阴险的个人野心和军事荣誉的驱使之下，一手造成了国破家亡的后果。这个人就是墨索里尼。”
齐亚诺写信告诉国王，他已经为他死后尽快出版他的日记作了安排。1944年1月，他被处死之前，他已委托妻子将日记妥善保存，嘱咐她设法予以出版。爱达.齐亚诺面临如何才能将日记偷偷送出意大利的难题。她本人受到了严密监视。纳粹分子出重赏要人交出日记手稿。法西斯分子也竭力防止这些泄露真情的材料传出意大利。
爱达受丈夫的重托，在米兰附近到瑞士边界的充满危险的旅途中，装扮成一个农妇，把日记系在一根带子上，藏在裙子里。到达边界时，她焦虑不安，但她十分幸运，没有被认出来，由于她身藏日记，象是怀有身孕，竟得到了特殊照顾。到了瑞士，她报告瑞士当局。瑞士当局把她交托给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女修道院。在那里有好几个月时间，除瑞士官方渠道同她保持联系外，为了安全起见，不允许她与外界联系。
当时，正在瑞士采访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保罗.加利，听到齐亚诺夫人逃出意大利的消息，在她从女修道院转移到一所疗养院之后，与她取得了联系。加利听她讲述了如何设法将日记带出意大利的前后经过。经过几周协商，加利代表芝加哥《每日新闻》与她达成了一笔交易，取得在该报连载这些日记的版权。从此，齐亚诺的日记终于冲出德、意法西斯的魔掌，与读者见面了。后来这部日记被泽成多种文字，得以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再说德军在意大利南部失利后，1944年1月初，被迫退守古斯塔夫防线。这条防线从那不勒斯以北地中海沿岸起，经加埃塔。卡西诺直到亚得里亚海滨的奥尔托纳，横贯意大利中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企图依托这条防线，阻止盟军占领意大利北部，保障整个欧洲战场南翼的安全。这时在意大利北部驻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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