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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能电话，用事先规定的暗语告诉他，希特勒在场，他准备行动。奥尔布里希特也告诉施道芬堡，柏林的军队已经开始移动。可这次他们又高兴得早了点，当施道芬堡回到会议室准备动手时，却发现希特勒已经中断会议离开了会议室。施道芬堡只好赶快与柏林通话，奥尔布里希特只有马上撤消了“女武神”一号指示，命令军队尽快、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军营。
7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他要在第二天即0日下午1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每日例会上提出自己的报告。已经错过两次机会的施道芬堡这次下定决心，许多迹象表明，“女武神”计划已部分泄露，7月15日过早向柏林调兵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的怀疑。希姆莱已经下了逮捕戈台勒的命令，他只有躲藏起来。
7月0日早晨6时刚过，施道芬堡就同一位副官一起赶到机场，10时刚过便到达腊斯登堡。他的副官嘱咐驾驶员，过了中午1时之后，要做好随时起飞回柏林的准备。
由于施道芬堡是希特勒亲自召见的，因此他与哈夫登虽被检查通行证，没有什么周折就通过了三道岗哨。施道芬堡在进入大本营会议室之前，首先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然后来到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从凯特尔处施道芬堡意识到，必须比原定计划要更急速行动才行。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时半乘车到达此地，因此汇报将会从下午1时提前到1时0分举行。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
施道芬堡寻找机会马上启动炸弹内的起爆装置，否则暗杀行动将再次面临失败。出于例行公事的程序，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向凯特尔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但他发现凯特尔心不在焉，时而看着自己的手表，脸上露出一股不耐烦的神气。在离1时0分还有几分钟的时候，凯特尔对施道芬堡说，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两人一起走出房门，但未走几步，施道芬堡说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随即转身跑回会客室，会客室空无一人，施道芬堡很快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三个指头，拿往常准备好的镊子，打碎了装有化学腐蚀剂的玻璃瓶。从这时开始，只要不再发生机械故障，炸弹将在10分钟内爆炸。
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走进会议前厅的时候，里面的会议已经开始。施道芬堡在前厅停了一下，告诉守在电话总机旁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里将告诉他最新的材料，电话一来要立刻去叫他。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都知道，只要希特勒在场，一般人是不敢随便走开的。但对于这一异常的举动，凯特尔没有产生怀疑。
施道芬堡走进会议室，看见会议桌旁已经围满了人。这个用很厚橡木板制成的长方形会议桌构造独特，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桌面差不多厚的两块木板支撑着。希特勒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用手摆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的地图上的细线条。在希特勒的右边，站着陆军副参谋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长科尔登将军和勃兰特上校。凯特尔进来站在希特勒的左边，他身旁是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约德尔将军。他身边还有三军和党卫军的其他18名军官站在桌子四周。
凯特尔俯身向希特勒报告施道芬堡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抬起头来对这个只有一条臂膀、一只眼上还蒙着眼罩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需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汇报。
于是，施道芬堡站到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近在右边那个坚实的橡木底座的里侧，离希特勒腿约有8英尺远。施道芬堡看了看手表，时间是1时7分，从砸碎玻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分钟，再过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豪辛格继续讲着，并不时指着摊开的作战地图，希特勒和其他军官们也俯身在地图上，目光随着豪辛格的手指移动。
施道芬堡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溜出了房间，临走前告诉勃兰特，请他留意脚下的皮包，里面装着机密文件。聚精会神的勃兰特没有留意施道芬堡的嘱托，他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是想用脚把它踢到旁边，最后用手把它拎起放到桌子橡木底座的外侧。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个厚厚的底座了。正是勃兰特的这一毫无意义的举动，竟然改写了以后的历史。
1时4分，震耳欲聋的响声突然响起。火焰猛然上窜，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就在这时，希特勒和凯特尔一起出来了，希特勒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急步向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
爆炸发生时，施道芬堡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距会议室不到00米的的办公室前，他们紧盯着手表，焦急地望着秒针一步一步向前移动。随着“轰”的一声炸弹爆炸，施道芬堡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人体从窗户中被抛出，许多碎片飞向空中。施道芬堡此时抑制不住成功的喜悦，他毫无疑问地认为，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不被炸死也会危在旦夕。他匆忙同菲尔基贝尔将军告别，迅速走出腊斯登堡大本营，飞往柏林，去执行下一个使命，指挥军队占领首都。
大本营三道岗哨看到或听到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施道芬堡的汽车被哨卡挡住了，他机警下车，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随即当值班军官的面，不知给谁打了电话，然后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这一招真灵，这个军官负责地在值班记录上记下“1时44分，施道芬堡上校通过”之后，便举手放行，并且还通知了下一道岗哨。
施道芬堡的汽车终于通过了最后一道岗哨，沿着林中公路飞驰到机场。机场还没有接到任何警报，因而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当施道芬堡的汽车开进机场大门的时候，等候他的飞机立即发动。施道芬堡登上飞机后，飞机就离开跑道起飞了。
当施道芬堡回到柏林时，他在柏林的同伙们竟然一无所为。他们没有听清楚希特勒究竟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等待着他的归来。特别是预定在新政府里分别担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应在得到希特勒被炸的消息后立即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各种命令，并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然而，此时他们甚至还没有露面。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死神又一次放过了希特勒。首先为希特勒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受伤的右臂吊起来。
施道芬堡回到柏林后，匆忙向陆军各主要司令部发出执行“女武神”计划的命令，巴黎、维也纳和布拉格已作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可是下午6时0分，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全欧洲都能听到的简短公告，宣告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晚上8时0分，凯特尔又用电传打字机向所有司令部发出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全体军人只能服从他和希姆莱的命令，班德勒街补充军总部所发出的命令一律无效。
许多牵涉这次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法庭受罪，都自杀了。与弗罗姆将军一样，与密谋有联系的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元帅，也没有能够摆脱死亡的阴影。8月17日，他被免去西线总司令职务，希特勒要求他随时报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说明他已被怀疑与7月0日的事件有关。于是第二天他在给希特勒写了一封劝其结束这场战争的长信后，服下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希特勒战功累累的隆美尔元帅，也没有逃脱对他的追查。1944年10月14日中午，党卫队用5部装甲车围住隆美尔的住宅。他们通知隆美尔说，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未来职务。隆美尔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秒钟之内就能致人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
事情果然如此，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皮夹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二三公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下车，一分钟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到车里时，隆美尔已直挺地死在座位上。
西线新任总司令莫德尔元帅发布了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月17日受伤不治身亡。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并给隆美尔夫人发了唁电。
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1945年月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庭长，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据有关材料不完全统计，共处死4980人，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7000人被捕，其中大部分人被绞死。
就在希特勒疯狂仇杀这些人的时候，墨索里尼也大开杀戒，对那些背叛者进行报复。那么，他们的报复行动会产生那些效应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