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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尽管保甲教阅多年，宋廷却从未将保甲当作正规军使用。元丰四年(1081)，为进攻西夏，宋廷除大量调遣禁兵外，还令开封府和陕西“共选募义勇保甲万人”。但是，宦官王中正显然对选募保甲参战没有信心，“乞更不选拣义勇保甲一万人，很快得到批准。
在战争过程中，义勇保甲无非是担任“守城”，“慊役”，“辎重”，“馈运”等辅助性差使。总而言之，宋神宗君臣虽然对教阅保甲费尽心血，结果却并未对增强军力起多少作用，无异于画饼充饥。马端临说，“保甲之事”“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
年幼的宋哲宗刚即位时，反变法派上台，废罢团教，虽规定仍然实行“冬教”，实际上也处于“弛废”状态，而广大乡村的保甲编制依旧保留。此外，还在保丁起义最盛的河北，“寄招保甲，填在京禁军阙额”，“虽短小一指”，身长不合格，“并许招刺”，还另外“增钱一千”。这是赵宋统治者传统的募兵弭盗政策。
待到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后，安上奏，建议恢复保甲教阅，而曾布却说：“然废罢已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致惊扰。”
他提出种种理由，主张缓行，实际上是害怕“惊扰”乡村，再次出现起义。后来保甲教阅毕竟恢复了。宋徽宗时，虽大事推崇其父“神考，，的“良法美意”，由于保甲教阅造成的骚扰。
崇宁年间，“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余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故最终仍然无法将教阅制度维持下去。李纲后来说：“十余年来，降指挥以免教阅，其法遂废，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
关于北宋后期保甲军训的盛衰，正如马端临所说：“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自唐朝废除征兵制，推行募兵制后，北宋后期实行保甲军训，实为部分恢复征兵制之举。然而史实证明，恢复征兵制的企图是不成功的。
……
而在元明时期，卫所制度也可以说是保甲制度的一个表现。
明代在与元朝及元末群雄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於少数，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卫所制度首先出自元朝时期。
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最早提出卫所。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尽管如此，日久军户仍日渐减少，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因此後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本是一名戍军，後来找人顶替之後，才离开军伍。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後，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这个目标渐难以达到。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47986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1633664人（明朝的冗兵事实上比起宋朝更严重，但是卫所制度对于国家的压力少于宋朝时期的三级军制）。这时开始有募兵之举。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後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左右。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嘉靖时期，边患严重，急需兵力，朝廷改采募兵制。
募兵不同于卫所军，不世袭，来去相对自由。但由于募兵制破坏了早期卫守制“兵帅分离”的构想，内阁必须将兵权下放于将领，明朝无法完全掌控兵权，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中央集权逐渐转变成为个别军官所拥有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