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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赵拚又写了一个《奏状乞取问王拱辰进纳赃珠》的奏折，弹劾三司使王拱辰罔顾事实，徇私枉法。其实，此案案情并不复杂，关键是涉案官员朝中有人，导致迟迟不能结案。在赵拚的一再坚持下，宋仁宗不得不让审刑院再审此案。最后，涉案官员和包庇犯王拱辰，全部受到了降职处理。
潭州“珍珠腐败案”，后来经常被当作反腐成功案例而大受好评。由于监察御史赵拚在该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人认为北宋的监察体制卓有成效，事实上并非如此。表面上，涉案官员和包庇犯都受到了处理，但实际上处罚都很轻，而且后来大都又得到了升迁。如原潭州知州任颛，降职后第二年就复为龙图阁直学士，晚年以太子宾客致仕。包庇犯王拱辰被降职之后，宋仁宗对他仍然宠信有加。相反，赵拚弹劾王拱辰不到一个月，宋仁宗就想另外给他安排重要职位，引起了御史们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监察御史作为古代行政体制的监督者，作用是有限的。即便是“铁面御史”赵拚，在皇权下反腐，始终是一个困局。
一路无事，有掌故做伴，便不觉得无聊。蒋敬做事，是有些与众不同，不然，何以入得智多星吴用的法眼？
说到潭州“珍珠案”，惹得黄钺兴起，也讲了一件往事。说事在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潭州有位农家少女阿云，由于父亲早逝，生活本就捉襟见肘，谁想母亲也病逝了，阿云是人生一下子跌入最低谷。于是，族人做主，阿云便被许给了一户韦姓人家，双方已经完成了定亲程序，只等着迎娶过门了。然而，阿云这位未婚夫长相却奇丑无比，比李逵有过之无不及，少女怀春，但不怀丑！阿云怎能满意？但婚期已定，她也无可奈何。为了摆脱这桩婚姻，阿云趁未婚夫熟睡之际，用刀连砍十多刀，但不知是力气太小还是太过紧张，结果造成“十余创，不能杀”，只是“断其一指”。眼看未婚夫疼醒，阿云连忙逃走，而其未婚夫则报了官。
此案审理过程并不复杂，阿云很快便被作为怀疑对象被带上公堂，阿云也不等官府用刑，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如实招供。于是，知县便按照宋律，以“谋杀亲夫”之罪判处死刑，并结案上报。谁知时任潭州知州的许遵接到上报后，却认为阿云与韦某订婚时，正为其母服丧期间，因而这桩婚姻按律是违法的，因此不能按照谋杀亲夫的重罪论处，而应该以普通谋杀罪定罪，因杀人未死，故而可以免去一死。
案件呈送大理寺后，大理寺却推翻了知州许遵的判决，而以“违律为婚，谋杀亲夫”为名判处绞刑，而审刑院也同意大理寺的判决。知州许遵不服，再次上奏认为：阿云在被官府传唤时，刚开始接受询问，便将案件经过全部交代，因此应该认定其有“自首”情节，按照‘案问欲举’条例，应该对其减二等论罪。宋神宗见双方意见不一，于是将该案移交刑部审理。刑部官员认为知州许遵为阿云开脱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审判是符合律法规定的，因而再度拟定死刑，并回奏神宗。而宋神宗却觉得阿云怪可怜的，法理不外乎人情，因而特意下诏，允许其纳财赎罪。
此案过后不久，知州许遵升任大理寺卿，然而御史台的官员却上书弹劾许遵，认为许遵在阿云案中“议法不当”，根本不应该担任大理寺卿。许遵则反驳道，“刑部和大理寺对阿云案的判决本就不对，阿云之罪完全符合宽免罪行的条件，如果按照大理寺的判决，就会彻底杜绝犯人自首的渠道，也违反了‘罪疑惟轻’的古训。”
御史台官员得知许遵的言论后，再度指责许遵“妄法”，并请朝廷将案件发给翰林学士们讨论。宋神宗于是便将此案移交给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共同讨论。然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了解了案件经过之后，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司马光依据《宋刑统》“（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之条例，认为阿云不能算作自首，因而支持刑部的死罪判罚；王安石则依据当年七月宋神宗的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认为阿云完全符合自首情节，因而支持许遵的减罪判罚。
王安石和司马光相持不下，只得各自上奏。宋神宗见双方始终无法达成统一，于是下令朝臣公议，结果翰林学士吕公着、韩维、知制诰钱公辅等人皆支持王安石的意见，而御史台、刑部官员则支持司马光的意见。一时间“廷论纷然”，“反覆论难，久之不决”。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的讨论范围，变成了慎刑派和重刑派之争。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均认为应该“用重典以救时弊”，因而推崇重刑治国，各级官员在执行法律时，多以从严、从重、从快为标准。因此，《宋刑统》虽基本沿用《唐律》，但在执行力度上，却要严厉的多，这是符合北宋初年天下大势的。而随着政治社会的逐步稳定，重刑治国思想显然不再符合社会发展，因而很多大臣便希望将“罪疑惟轻”当成断狱和立法的普遍准则，而不再是法外施恩的临时举措，因而形成了慎刑派。而重刑派则认为应该遵从祖训和旧例，对犯罪行为保持严惩态势，从而保证威慑效果。
而“登州阿云案”恰好发生在律法从严到宽的关键转折阶段，双方自然据理力争。然而，朝臣虽然争执不下，但宋神宗却是支持慎刑派的，毕竟“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的诏书就是他自己下的，因而王安石的意见最终被采纳，皇帝下敕令“以王安石意见为准”。同时，大理寺、审刑院和刑部审理阿云案的官员则全部因为“检法失当”而获罪。但即使作出“终审判决”的是皇帝本人，仍有朝臣不服，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人继续上奏，坚持认为许遵等人意见不公。宋神宗于是令王安石和王师元等人反复辩论，双方依然相持不下，“与唐介等数争议于帝前”。因唐介已经是参知政事，由于他的加入，导致争论的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吕诲上书“请中书、枢密院合议”。然而，合议的结果却是中书宰相“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吕公弼也表态支持王安石。但枢密院文彦博则支持司马光，双方还是分为两派，寸步不让。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准备推行变法，不愿再在阿云案上僵持下去，于是在该年二月下诏“从今以后，凡是因谋杀而致人受伤的，如果自首或者按问欲举的，就上奏朝廷，由皇帝决断”，打算用和稀泥的方法了结此案。然而，面对皇帝的圣旨，刑部官员刘述、丁枫认为诏书不够明确，不能发表。于是神宗干脆重新下诏“以后碰到这类案子，按去年七月的诏书意见处理”，也就是按照王安石的意见执行，并将前一封诏书收回。然而，刘述等人依旧反对，并要求将前一封诏书交由中书省和枢密院合议。此时，由于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变法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这些人自然而然的便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于是，“阿云案”又被卷入了新旧党争之中。对于守旧派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手段，全力打压变法派。这些人根本不去关心案件本身，只要是王安石支持的他们就反对，只要是王安石反对的他们就支持。同年八月，由于朝臣围绕阿云案仍争论不休，甚至发展为党争趋势。为尽快了结此案，宋神宗再度下诏，“以后此类案子，还是按今年二月诏书办理”，同时将刘述等人贬职，司马光上奏力争，神宗不予理会。
于是，历时两年之久，阿云案至此终于迎来了一个结果：由于阿云的婚姻不合法，因而阿云最终被判流放，而流放的阿云又很快遇到大赦，因而很快恢复了自由身，得以重新嫁人生子。那么，此案至此就彻底了结了吗？并没有！就在此案结案十六年后，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再度为相，旧党重新控制朝廷。于是，司马光重提此案，同年十月，宋哲宗下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此案竟然再度出现反转。据野史记载，在司马光重新出任宰相后，已经嫁人生子的阿云再度被判死刑，最终被处死。
黄钺讲完，众人陷入沉默。黄钺忍不住自己感叹道：“潭州卧虎藏龙，一介女流竟能搅动朝廷十六年，的确算一件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