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袁崇焕的罪名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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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

    后面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写的。

    接着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断然不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而其中“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说明，毛帅被冤杀以后东江旧部人心涣散，才有归降后金之意。由此可见，那些说袁大人杀了毛帅并不影响东江镇旧部人心的昏话完全是臆断。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中，信中人的身份也和刘兴祚极为符合，根据《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三》记载：“金起宗驰启曰：刘海（刘爱塔）出来，明白无疑。今方隐置于参将毛有杰（即耿仲明）家，盖练刘海妻拿（孥）尚无出来，恐其事漏于贼中而讳之云矣。”这段记录说明汉奸刘爱塔（即刘兴祚）与耿仲明

    有旧交，所以他们在“毛总兵官死后”“商议归降之策”才在情理之中。

    该文后面又称，“归降之策”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所以毛文龙没有在宁远和山东的兄弟。而刘兴祚在刘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其三弟刘兴基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宁远”之说；其四弟此时是否在山东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之后的崇祯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勋题参袁大人之亲信徐敷奏时曰：“一切东江更置悉听徐敷奏，以么麽游击而擅枢督之权，升署偏将二十余人，委署中千等一百余人，以刘兴祚领右协营，刘兴治领平夷营，与刘兴基、刘兴贤等共居皮岛，东江精锐三千余及收降蓄养夷丁七百余皆属之，以刘兴沛为参将，另领精兵二千二百名屯长山要地，与觉华水营犄峙焉。”中提及了刘氏兄弟中的五人，均居于东江镇，但就是没有刘家老四刘兴梁。而刘兴梁在山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袁大人斩毛帅以后将一部分东江镇的士卒和家眷移送登州，刘兴梁作为东江镇的将官只可能分别在东江和山东两处，既然刘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会没有官职，而他又不在东江，此时若他不在山东的东江旧部里领衔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联系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在山东作乱，不仅可以肯定刘兴祚为汉奸，而且其“三弟”、“四弟”均为汉奸，而后在东江多次哗变的刘兴治等更是汉奸无疑。

    该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奸，为后金充当奸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奸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奸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精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

    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精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奸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在大汉奸刘兴祚手里。大汉奸刘兴祚为彻底将东江镇毛帅旧部剪除干净,于毛帅被害的次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鲜如未见他的函件、印信,不可听任汉人调用船只和讨赏货物。《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235记载了以上事实，这说明东江镇的实权已经落入此汉奸的手中，而此时袁大人还没有上疏改“四协”为“两协”，可见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谓“令有功者自取”其实是寄厚望于大汉奸刘兴祚。

    袁大人下狱以后，孙承宗二次守辽，汉奸刘兴祚此时没有了袁大人这个靠山，自然没有那么受器重，要想居东江镇岛帅之职又限于“令有功者自取”的条件，所以汉奸刘兴祚必须有所表现，但作为汉奸他又不敢对后金军有所作为。就在汉奸刘兴祚进退维谷的时候，宁前道孙元化拨给他夷汉丁八百,孙承宗本来意将其部用以正面防御对抗后金军,但因刘兴祚这种靠告密升迁的奸细又怎么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后金直接撕杀？故“人或因其援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于是孙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为贪恋东江镇岛帅之职，在去太平寨的途中，汉奸刘兴祚诈凭借自己当了多年汉奸通夷语的翻译官本事，利用用“夷语、夷帜”袭击了蒙古喀喇沁部。该蒙古部落虽不是满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战后就溃散而降后金了，大汉奸刘兴祚号称共斩获约六百级(后金仅承认被斩首五十级)以期获得战功而谋求岛帅,当时周文郁得报后称此战“诚东事以来未有之战”。就在汉奸刘兴祚作以“战功”获取东江镇岛帅之职时，他的主子皇太极在从俘虏口中得知此事确系刘兴祚所为之后大怒,随即下令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军星夜抄袭，将这个吃里爬外的汉奸擒获而处决之，太平寨被攻克时其弟刘兴贤被俘。周文郁所著之《边事小纪》卷4,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和《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均有此事的记录。而《清史稿——太宗本纪》之记载更为详细：“……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趋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最终，刘兴祚这个汉奸总算是因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尸可耻的下场，而袁大人则

    以重用汉奸瓦解彻底东江镇的汉奸行为而被怀疑。

    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早知道刘爱塔是双面间谍，只不过是借助他的特殊身份向满洲示好而已，谋款则斩帅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当然，是袁崇焕借助刘爱塔这个渠道对皇太极示好，以达成议和，还是袁崇焕和皇太极有着相当默契，放任甚至促使皇太极入关，这个就谁也说不清楚了，且不说经过满清文字狱的抹黑，很多事实都不可靠了，就是所有的文字资料都保存下来，这种事也是极为机密，甚至可能是存乎一心的事情，我不觉得谁有看破人心的能力，至少作者本人没有，自然也不好一口咬定什么了，毕竟政治这东西，就是资讯发达的现代，悬而未决的疑案也是不少，何况古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