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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谋款则斩帅这事就难说了，毕竟毛文龙被看做天启的人，崇祯登台之后，对天启旧臣以阉党的名义大清洗也不是第一回了，事实上袁崇焕在历史上对东江镇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锁，让东江军军民饿死冻死无数，这种事没有崇祯的支持至少是纵容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当然本书中由于刘白羽对东江源源不断的补给，甚至把登莱的水师打的全军覆没，这种封锁基本失效了.
当然崇祯身为皇帝，不需要这样做绝，完全可以逼着毛文龙下野，所以斩帅这事上，崇祯应该付多少责任，也难说的很.
但是崇祯有责任，不代表袁崇焕在这件事上清白无辜，假传圣旨【即使是皇帝默许的假传圣旨】在任何古代王朝都是死路一条.而且袁崇焕的所作所为还有更加令人无语的事情，明朝对袁崇焕、王洽、钱龙锡审讯结果均有奏报，以上三人承认商议过“斩帅”一事，袁崇焕力主，王洽、钱龙锡也认为可行，但说“慎重”；总而言之，就是这件事上，身为边关统帅的袁崇焕和兵部尚书王洽，辅臣钱龙锡私自密谋，没有通过内阁，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说的严重些，已经是兵变了.
或许有人认为谋款和斩帅无关，因为历史上袁崇焕与毛文龙先谈“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毛文龙不同意，“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
什么时候谈过谋款的事情？
而且袁崇焕并不是非杀毛文龙不可，给过他两次机会。
——先要毛配合，毛文龙不应；又暗示其光荣退休，仍不应；最后才执而杀之。
“斩帅”之后主要用毛氏旧人迅速接管东江军，如果毛文龙答应配合或同意退休，为安东江军心，也不可能“斩帅”。
魔鬼就在细节中，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刘爱塔.
努尔哈赤非常看重刘爱塔的才华，竟以姻婿待之，结果换来的却是刘爱塔的背叛，
刘爱塔就是刘兴祚（？-1630年）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辽东开原人。后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区，时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尔哈赤器重与赏识，被分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他参与了后金进攻明朝挺进辽沈之战。以击敌、追逃等功授备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声名显赫的汉官。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汉人的惨遭蹂躏，深深震动
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感，而开始采取对抗行动，“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
据袁崇焕的亲信周文郁所记：“辽阳陷，兴祚日抱慷慨，冀得一当以报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其从海渡师，彼为内应”。
但是事实上刘爱塔和满清离心是因为什么呢？皇太极说出了答案：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国史院档》上，198页）由此可见，刘爱塔反正的主要原因是当汉奸当得并不舒坦，甚至当时在代善身为大贝勒很可能登位的前提下，刘爱塔继续在后金的结局是非常难说的，所以才起了逃窜的念头.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最后，痛下决心，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抛下老母妻孥，以**之计，逃出后金。归明后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但此时的袁可立已离开登莱，毛文龙怀疑因为刘爱塔是努尔哈赤的女婿，怕他是后金派出的双重间谍，认为绝对不能重用刘兴祚.
“文龙死，归袁崇焕，皆悒悒不得志。”（钱谦益《特进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直到后来袁可立的好友孙承宗重回辽东，才给了刘兴祚“用武之地”。次年，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中阵亡。
刘爱塔明面的资料就是这些了，看上去是毅然反正的好汉，但是毛文龙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毕竟刘爱塔虽然反正，却没有造成后金的重大损失，又是努尔哈赤的女婿，对他的控制使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抗日战争事情，一个身为天皇女婿的中国人反正，没拿出大的成果，显然要控制使用——其实就算是此人给日本造成重大损失，任命为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这种事情，恰恰在袁崇焕手里出现了.
毛文龙被袁崇焕假传圣旨杀死之后，为了掺沙子，任命刘爱塔为东江的副将【仅次于总兵的高级武官，事实上在东江镇被分营的前提下，刘爱塔是和名义上的总兵权力相差无几.】崇祯元年刘爱塔逃离后金至皮岛，其余几兄弟也随后分批逃离后金，投奔皮岛毛文龙和宁远的袁大人
。其中刘兴基（老三）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刘氏其他几兄弟则先后至毛文龙处。
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中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奸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中，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文”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这段文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文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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