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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情势，依然是在一团儿迷雾当中，在改革开放整整两年之后，经济获得复苏的同时，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国有企业之外，兴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型企业，他们或者各自为战，或者形成联盟，同国有企业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争夺职工，争夺利润。
如何力保国有企业，国内发生了争议。
以当时参与改革总体规划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为代表的推进派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如同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后一种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八十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由这一理论出发，来看待一九八一年的局势，其结论便非常容易得出了。
国有企业的变革必须在稳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渐进，怎么改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笼子外的鸟”，正是它们扰乱了整个经济局势。
中央的这一判断，是很能够得到国有企业们的呼应的。很快，在各地的媒体和内部报告上出现了大量的声音，都是控诉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扰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
总而言之，试点企业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对形势的判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方向性决策，直接造成改革政策上的大拐弯。
元月七日，国务院发文，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元月三十日，国务院又发文，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这两个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并都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今年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唉！看来风向又要变了！”范无病将报纸翻了一通后，扔到了书桌上，不无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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