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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获罪流放之前的官职就是“议郎”，而到了中平年间，蔡邕应该是以平民的身份向何进推荐边让的。
入朝附董
范书《蔡邕传》说董卓进京后，征辟蔡邕入朝，蔡邕“称疾不就”，董卓又“切敕州郡举（蔡）邕诣府”，如此看来，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老家，并不在朝廷。
回到“董卓欲杀卢植”这个话题上来，我们知道，“卢植抗辩”之时为八月三十日，以范书《蔡邕传》的记载，当天蔡邕根本就不在朝廷啊，所以说：“董卓欲杀卢植”和“蔡邕求情”绝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
有人会质疑：会不会是范书《蔡邕传》写错了？或许是：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朝廷为官的呢？
我们再来看《表相国章》，蔡邕自称“新来入朝”，以此可印证，范书《蔡邕传》并未写错：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不在朝廷为官。
董卓担任司空的时间段是中平六年（189年），约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一日，之后改任太尉。范书《蔡邕传》说“董卓为司空，闻（蔡）邕名高，辟之。”
可见，董卓为司空时（约八月二十九日），便开展开府并征辟名士入府的工作（蔡邕不过是其一），但是没人瞧得起他。
等到九月一日，刘协登基；此后，才有地方上的名士陆续入朝为官，蔡邕也应是此时入朝。
以范书《蔡邕传》载，说蔡邕入董卓的司空府任某曹祭酒。此后，蔡邕便得到了董卓的“火箭提拔”，著名的“三月之间，周历三台”就是发生在此时。最早出现这句话就是蔡邕自己写的《表相国章》，被范晔录入蔡邕本传之中。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
范书《蔡邕传》：（蔡）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
范书《蔡邕传》说是“三日之间”，当误，《后汉书集解》有考据，本文从略。
第一，十一月一日，董卓升为相国，反推蔡邕的《表相国章》当在十月份所做。以蔡邕不过九月入朝，至十月时仅两个月，可见“三月”为虚数。
第二，“三台”是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以范书《蔡邕传》的“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来看，显然蔡邕的履历并未经历谒者台，再有《百官志三》载有“符节台”，蔡邕也未经历，所以卢弼在《三国志集解·董卓传》中质疑道：然伯喈（蔡邕）未授谒者，何以便有三台之称？
范书《袁绍传》李贤注引《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
蔡邕在自己所做的《表相国章》中也只是说“上臣高第，补侍御史，转治书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听纳大臣，扶饰文学，遂用臣邕，充备机密。三月之中，充历三台，光荣昭显。”也没有说明白是哪“三台”；在《巴郡太守谢表》（见于《全后汉文·卷71》）中也提到自己“周旋三台”，实在是一笔糊涂账。
以现有史料看来，我以为：“二月之中，充历二台”才是靠谱的说法。
范书《蔡邕传》载蔡邕在“周历三台”后，“迁（益州）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蔡邕在《巴郡太守谢表》中写道：当我知道五府（相国、太傅+三公府）举荐我出任巴郡太守时，其实我是拒绝的。
无独有偶，时任尚书郎的许靖也被举荐为巴郡太守，许靖也是拒绝，因为大家都不想去益州那个偏远的地方。
此奏章还提到了“今月丁丑”这个时间点，以历法推算，有丁丑日的日期为“九月四日、十一月五日、闰十二月六日”。九月四日首先被排除（蔡邕于九月才入朝），后两个时间点均在董卓任相国（十一月一日）之后。
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段时间：
八月底，董卓开司空府，征辟蔡邕。
九月，蔡邕入朝，补侍御史，为卢植求情。转持书御史，迁尚书。
十月，蔡邕为董卓称相国造势上书。
十一月（或闰十二月），蔡邕迁巴郡太守，辞让，留为侍中。
PS：引用前辈所作。也是我前传删除的史料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