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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
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
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吨算，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
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
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到达极致的时候了。
这一年，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
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塑料桶，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
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
这年头拉散啤的是“130”罐儿车，简直不能开上街。
因为一上街，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
汽车在前头开，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
当然，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可太远就没戏了。
更倒霉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儿，根本没酒。
要说唯一能确定买到“散啤”的地方，也就只有饭馆了。
但饭馆也不是个个都有，得靠各自的领导的公关能力和门路。
即使弄来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餐饮业的奖金要靠这玩意找齐儿，否则谁平白无故费这个力气啊。
所以京城各大小饭馆贴出不成文规定——“买半升啤酒搭卖一盘菜”。
瞧瞧，就是这么档子事儿，谁也无解。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饭馆，谁都觉得自己憋屈，谁都觉得自己占理。
那真吵起来，还有个完？
好在不同于现场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宁卫民是知道这其中过节的。
而且念着街里街坊的关系，念着边大爷和边大妈平日的好处，他也没坐视不管的道理。
眼瞅着这局面就有要动手的趋势了。
他见机不妙，赶紧就挤了进去，帮着劝架。
对付边建功最好办，宁卫民直接就说边大妈马上这就过来了。
一听报出老太太的名号，边建功当时就哑巴了，气势全灭。
更妙的是，饭馆这主儿也认得边大妈。
平日里都点头不见抬头见的，虽然不怎么熟，也知道是段儿上的居委会主任。
自然觉得没必要把关系弄僵了。
于是口气也缓和了。
再加上宁卫民会来事，敬了一根烟，说了两句好话，这位也就顺势就坡下驴了。
轻而易举，一场发生在即的冲突化于无形。
只是尽管宁卫民自觉做了件好事，颇有些沾沾自喜。
可结果却远没有他预计的那么圆满。
围观的一帮好事之徒因为没了热闹可看，“嘘”声一片倒也罢了。
问题是边建功也有点不识好人心。
走出了大老远，得知真相。
不但不谢，反而还埋怨起宁卫民来了。
甚至看那脸红脖子粗，手握拳头，面容扭曲的意思，倒像是要把一腔子的火气出在他身上似的。
而就在宁卫民后悔多管闲事，觉得边建功忒不知好歹时候，更让人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
比他大上足足四岁的边建功。
一个在内蒙待了六年，号称能纵马套狼的汉子。
突然间，居然一屁股坐地上了。
跟着，就抱着脑袋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