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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对八十年代初的国人，绝对是难得的机会。
由于粮油票证和收入的限制，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有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去外地的可能。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只有两个原因。
要么是夫妻两地分居的去探亲，要么就是身负公务的人去外地出差。
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对出远门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一旦机会来了，都特别的激动。
出门之前，老早就会在心里盘算着。
这事完了去哪儿哪儿玩玩，去哪儿哪儿买点东西，反正公私兼顾。
这大概就是我国最早的旅游雏形了。
只是话虽如此，真要是踏上旅程，往往也就开始遭罪了。
排队买票，加塞挤车，滚滚人流，诸多不便，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况。
抢座位，上厕所，找旅店，去餐馆，也免不了人生地不熟的受气。
可以说上了路，一天到晚，自始至终就没一件让人省心的事儿。
许多时候往往一个小疏忽，就能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哪怕是像京城和津门这样离不了多远的城市也一样，两地奔波中该受的罪躲不开。
这就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不过这毕竟说的是国内老百姓的情况，外宾就完全不一样了。
人家住的是条件优越的涉外宾馆，出门不是坐飞机，就是火车软卧。
那消费能力比咱们高出去不是一星半点儿。
特别是像汪大东这样有钱有身份，受大领导邀请前来的外商，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出行还是住宿，官方都会予以特殊照顾。
说白了，即使票源或者房源有限，再难订也得给他优先安排了。
所以实际上，米晓冉这次陪同汪大东和赵汉宇做市场调查，可是一点罪也没受。
虽然行程比较急，他们在京三天，在津四天，几乎一直在马不停蹄的跑。
不但把两个城市最热闹的商业区几乎都转了一个遍，而且还抽空拜访了一下津门商业相关部门的领导。
可吃得好、住得好，又有专车接送，反而让米晓冉感到相当的愉快和充实。
甚至对于米晓冉个人来说，还极大的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有着不菲的收获。
以至于她归来时，从里到外都大变样，连对人生的态度都改观了。
这话没有一点夸张成分。
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往往离不开名师指路，贵人相助。
很多人一辈子只能自己摸爬滚打，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刚踏入社会，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没人告诉他该如何正确的选择。
反过来，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遇到一个远超自己境界的人，提供的一些宝贵的建议、
那也许人生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宁卫民就是这样。
他要是没有康术德的指点，恐怕今天还没完成原始积累呢。
别说猴票攒不了多少，价值千亿的字画连边儿都沾不上。
根本抓不住老天给的穿越大礼包，只能留下无奈、痛苦和懊恼。
张士慧也是这样。
多亏遇见了宁卫民，他才得以摆脱深陷泥潭的处境，走上了康庄大路。
要不然，别说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别无遗憾的娶媳妇成家了。
搞不好欠一屁股债，跑到花城做殊死一搏，还未必能回得来呢。
同样的，米晓冉能先遇到赵汉宇，再结识汪大东，还受到邀请陪同他们走上这么一趟，那也得说是运气。
因为别看就几天的工夫，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已经足够米晓冉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他们的言行影响，产生灵魂的触动了。
这即来自与汪大东和赵汉宇闲聊时，对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描述和介绍。
也来自于他们带她领略到的西方先进国家的生活方式和富庶程度。
更来自于他们办正经事时，一丝不苟的工作方式，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细致入微的评估方法，以及沉稳老练的交际技巧。
这一切都统统让人大开眼界，让米晓冉看到了另一个尤为陌生，五光十色的新世界。
而这种影响和启迪是潜移默化的。
让米晓冉不知不觉中，就被汪大东的幽默、狡黠、机敏，以及闻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所折服。
并且因此开始和国内的一切做对比，她无法不为共和国落后的面貌感到害臊，也无法不为自己过去坐井观天的无知感到自卑。
于是对现代的、强大的西方世界，自然而然滋生了更多的仰慕和渴望。
甚至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她很有点不甘心再浑浑噩噩的活着，不愿回到过去那样平淡的生活中。
最关键的一次谈话是在返京的途中。
当时他们一起来到餐车里去吃他们的晚餐。
由于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餐车大部分餐桌都空着，只摆着花瓶和菜单，很适合聊天。
他们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腌大虾，一个冷盘和酒。
菜不算多，可三个人吃，已经富富有余。
正是这个时候，汪大东举起酒杯号召大家，为了调查的圆满结束干杯。
随后就宣布了最终决定，他愿意投资，在国内尝试开办一家西式快餐厅，而选择的城市是津门。
“津门？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京城？”
米晓冉听见就叫了起来，她真的感到奇怪极了。
“您不是说京城的餐饮环境要比津门好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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