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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之淮军存在。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点，今后不管有多大的风波兴起，淮军只可加强而不可削弱，这点决不能动摇。”
“请恩师放心，只要学生一息尚存，这一点一定谨守不渝！”李鸿章语气坚定地表示。他没有保君卫国的强烈神圣使命感，也并非有维护湘淮军破除世俗文法战果的深远认识，他只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乱世之中手里的刀把子不能松，这是一切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曾国藩的这些话也给他以启示，他今后可以保君卫国的响亮口号来从多方面提高淮军的战斗力，而一旦淮军真的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劲旅，便任是谁人也不敢说撤销一类的混帐话了！
“长毛平后，我曾期望国家即刻中兴，谁知捻乱又起；捻乱平后，可以措手了，不料又发生津案。在处理津案时，我已力尽神散，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而朝野又对津案的处置分歧甚大，一时尚难望弥缝。若非林鲲宇借法普交仗之机暗中周旋应付，助我一臂，局面已不可想。”曾国藩想起“天津教案”时的日日夜夜，长叹起来。
“林鲲宇竟能说动法主罢去孟酋，逮丰大业回国治罪，使舆情得缓，大局底定。实为难得一见之干才。”李鸿章道。
“今日若是他也在，就好了……”曾国藩叹息道，“只是我怕是挺不到他回来了……”
“恩师切莫如此说，”李鸿章心头酸楚，但还是宽慰曾国藩道，“方今国是初定，洋务正兴，恩师正可见中兴之世到来……”
“中兴何时到来，以目下情势观之，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少荃，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拔荐人才，将他们当作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少荃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的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中兴当可到来。这便是我要与少荃说的第二句。”
说到人才，李鸿章一向最服曾国藩的知人善任，于是趁机问：“恩师，学生阅历有限，又常带兵打仗，无暇深究，对当今一些重要人物都乏真知灼见。恩师向以识人精微著称，是否可将他们略加品评，以便学生心中有数？”
曾国藩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
“学生谨记。”李鸿章道。
“少荃想要知道哪些人？”曾国藩喝了一口茶，问道。
“恩师觉得，左季高如何？”李鸿章想了想，问道。
“左季高此人，勤劳多谋，才华出众，颇有将略，用兵打仗，自是一把好手；待人耿直，亦不失为一良友能吏。但性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不能容人，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不过我一直以为，他算是我大清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
李鸿章道：“学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季高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即刻参掉你的巡抚！”
“这便是左季高！”曾国藩笑道，“这种话，也只有他说得出。左季高的骂人功夫可谓登峰造极，言官所不及也。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咸丰七年，我因父丧离营，其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其乃罪我欺君，时至今日，此心仍不免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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