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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国荃和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如此，其实也有曾国藩的功劳。尽管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还曾特意给弟弟写信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在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后，与左宗棠保持交往的同时，他也曾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可惜收效甚微。
“沅浦的帐查得如何了？”左宗棠看着大咧咧坐在那里的曾国荃，亲手给他沏了一杯茶，端给了他。
“白忙了这几个月，呵呵。”曾国荃笑了起来，“只能以‘查无实据’回奏了。”
听了曾国荃的回答，左宗棠心中大石落地，也笑了起来。
“只要饷械充足，西征便无后顾之忧了。”左宗棠道，“而今马化龙已死，贼众失其酋首，正可一鼓而平之。”
“功成之日，切莫忘了故人之情。”曾国荃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左宗棠当然明白曾国荃话里的意思，这一次朝廷派曾国荃来查他左宗棠西征军费的支出情况，曾国荃帮他挡了一道，这个人情可不是一般的大。
而曾国荃说出的“故人”，并不仅仅是指他自己，还有他的哥哥曾国藩。
此次朝廷派左宗棠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又一次交集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带领大军建功立业的机会。平定太平天国，他一直都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他却成了主角。虽然现在左宗棠也年事已高，须发已白，但却豪情万丈的决心在他这最后的一次人生大剧当中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便是左宗棠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曾国藩回任之初，因为手续交割，第一批饷银到得稍慢了些。左宗棠以为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在给吴桐云的信中愤愤地写道：“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发西征之饷。其视马谷山（即马新贻）之到任即解饷数月……大相径庭。文正尚且如此，何论其他。”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其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的西征过程中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左晚年这一次交集，算是稍微感动了一下左宗棠。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有些想要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的意思。
左宗棠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被曾国藩压了一头去，既然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他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西征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已经故去的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还这样说：“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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