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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文学 www.bxwx520.cc,最快更新中国哲学简史最新章节!

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科学的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形上学的方法论

    在《新知言》一书中,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赞同诺思罗普教授说的: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以说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于它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给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形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

    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的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的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的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禅宗有个故事说:“俱胝和尚,凡有诘问,唯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号哭而去。胝复召子,童子回首,胝却竖其指,童子忽然领悟。”(《曹山语录》)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这样的真理: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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