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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河南蛋瞎眼了不是？”鹿子霖说：“你去和杨排长解说一下，我也再给他解说解说。你可别硬顶——他可是烧疼了尻子的猴儿，急了就不管谁都抓。”说着，门外走进三个端着枪的士兵：“还有白孝文，也是个会写字的，一块走。”
白家父子走出门了，陪着鹿子霖，跟着三个端枪的士兵。白嘉轩看着白鹿镇上驻足观看的行人，面子上的侮辱已使他煞白了脸，他愈加挺直了腰杆儿走着。杨排长在他的临时住屋里对白嘉轩父子说：“不要惊慌。请留下手迹就行了。”然后引着他们父子进入一间教室，桌子上放着一盆红粘土泡成的泥浆，盆里放着一只笤帚圪塔。教室的墙壁上已经写满了字，全是“放火烧粮台者白狼”。白嘉轩气冲冲捞起蘸了泥浆的笤帚写下同样一行字，白孝文也写了。白嘉轩写罢气不可捺问：“常言说捉贼捉赃，抓奸抓双。老总你凭啥把我糟践这一程子？”杨排长也没好气地说：“怎么糟践你了？叫你写几个字也算糟践你？”白嘉轩冷笑说：“这算写的什么字！是红事的对联还是丧事的引路幡子？”杨排长突然转过身来，紧盯着白嘉轩：“你说话嘴放干净点儿！甭说你是什么狗屁族长、官人，你敢再说半句不三不四的话，老子就一枪把你撂倒……”鹿子霖立即劝着拉着杨排长收回枪，孝文推着父亲出了教室走到院子，杨排长追到台阶上还在嚷嚷：“你发鸡毛传帖煽动闹事交农，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白嘉轩被翻起老账更加气恨羞恼。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白色的粉灰漫天飞扬，家家的屋瓦和院子里都沉下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儿。明火熄灭以后，未燃尽的粮堆仍然在夜里透出灼人的红光，整个村庄和田野里都弥漫着一股馍馍被烤焦了的香味儿。一场骤来的暴雨彻底浇灭了余火，洗刷了屋瓦上树叶上和秋苗嫩叶上的灰粉。天晴以后，附近的村民套着牛车推着独轮小车挑着葛条笼去装灰，那些麦子烧过的灰烬和土粪掺搅以后施到田地里是庄稼和棉花的绝好肥料，他们争着装灰的劲头和往这里交麦子一样急迫。
大约过了半月，驻守白鹿仓的杨排长又领着他的士兵来了。杨排长先叫来总乡约田福贤，召集了九个保障所的九个乡约和九十八个大小自然村的官人，在白鹿镇的学校里开会。杨排长走路有点跛，那是团长下令打了二十军棍致成的骨伤。杨排长说：“在白鹿原烧掉的军粮，还得从白鹿原上补起来。烧了再征，叫他再烧，再烧再征。这回是一亩一斗一人一斗。再烧了再加。”有人求告说：“老总，军队要吃粮这道理很明白，自古军人由民人养也都明白，粮嘛烧了自然得再征。只是麦收后刚刚征过一茬，再连着征怕不好弄。是不是到秋收后再征？这样也好给百姓说……”杨排长一挥手就打断了他的话：“这号话再不要说。后日开始征粮，一律送到这个学校来。明日白鹿镇逢集，枪毙烧粮台的白狼。谁敢抗粮不交，不管是官人民人一律和白狼一样惩治。”
第二天，在白鹿仓围墙外的旷野里，三个被五花大绑着的人被缚在木柱上，蓬头垢面，衣服褴褛，垂头耷脑，实际已经奄奄一息了。人山人海般拥挤着看热闹的乡民。三十几个士兵排成一排，举起了枪，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架式和射鸡（击）表演一模一样。杨排长从腰里拔出盒子枪，枪把上已经换上一条新的火焰般耀眼的红绸，动作不再优雅而更显威武，朝天放了一枪，叭地一声响过，就接连响起密集的枪声。那三个“白狼”没有丝毫反应，没有哭也没有叫，看客们怀疑他们在挨枪子之前是否还活着？枪子击中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拉出一条血流。他们连抖动一下的反应也没有，倒使围观的人觉得尚不如射杀活鸡场面热烈。
几天后，一个可怕的传言在各个村巷里不胫而走，那三个被打死的“白狼”其实是三个要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