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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在野猫溪副街的尾端八号院子外的空地上，往山坡下看，就可瞧见人从坡下窄小石阶走上来。这儿一些没贴危房纸条的住房，也是一副要垮的样子。垃圾倒下江边，堆成一座山，腐烂的烂菜叶烂菜帮，加上狗屎猫屎、各色塑料袋、碎玻璃、灰土旧衣物，臭气熏天。有个戴草帽的人背着篓子，专心地在垃圾中翻找易拉罐和玻璃瓶。一群群苍蝇乱飞在他脸上手上，他时不时地用手拍掉。
我捂着鼻子，朝街上端走去。
王眼镜穿着塑料拖鞋，站在石梯顶端，看着我说：
“大作家，你也有不高兴的事呀，我以为你过得比我们这些人好。”她神态兴奋，像是喝醉酒似的。
我最不愿意碰见的人，就是她，于是当没听到一样，走了过去。
“你怕我，你妈也怕我，你妈死了，也怕我。”王眼镜继续说。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马上说：“臭妹崽，不要自以为是，你妈跟要饭的差不到哪里，晓得吗，我站在这儿看着她，真不知心里有多舒坦。”
“人都走了，你歇歇吧。”我说。
“真相，”王眼镜耳朵听偏了，她看见我开腔，就来劲了，“听着，臭妹崽，如果你不知自家真相，啷个可讲别人家真相，亏你还是个吃笔杆杆饭的人？方圆几十里，又不是我一人知道你妈喜欢去江边做喜气事呀。”
她摆出以前街道主任的架势教训我，说得口沫飞溅。我转过身看到坡下垃圾堆那个戴草帽的人，那是一个弯了腰上了年纪的人，因为草帽遮住头发，看不到脸，穿了一件棕色绒衣，看不出性别。王眼镜是指母亲像那人一样在大白天拾垃圾？
不可能。这个说法太伤害我了。王眼镜就是想伤害我，以此为快乐。她昨晚在六号院子大门前，恐怕就是想来侮辱母亲。
不必把人想得那么可怕。王眼镜对我这个被她欺负了一生的对象的女儿，道点隐秘，想看我难过，煽阴风点火，趁火打劫，寻点街坊聊八卦的料罢了。若是如此，那她说的母亲的事就不太像是假，她说的关于真相的话就太绝了。
王眼镜还在说个不停，我却没听，几乎三步并两步往家里走。
2
从六号院子坝子，延伸到石阶下的七号院子，全是清一色穿黄袈裟的和尚，坐在地上，大略有上百来人，他们面朝我母亲的灵柩诵经。
山顶的雾突然消失无踪，天色一时变得粉红，人声淡去，屋檐上的麻雀也一动不动，可清晰地看见江两岸房子，跳跃为画中之物。
仿佛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我小心地从一坡石阶边上走，有时得侧身经过和尚们，还得穿过看热闹的人。到达六号院子后，大肚猫忙把我叫到楼房走廊里，低声说：“六妹，气派大吧。”
我反应很快，“该不是你的一条龙办丧？”
“你说对了。”
原来翦伯伯的儿子送来的红包里，附了短信，说里面的十万元是他作为母亲干儿子的一点孝心，但得给母亲请庙里和尚来做道场念经超度母亲亡灵。他安排好了狮子山慈云寺庙，只要我们打个电话通知个时间就行了。三哥收红包时只顾钱数字，未看到短信。整理账时才发现。他和五哥三嫂商量，又告诉大肚猫。大肚猫高兴极了，外人还以为他操办的丧事有眉有眼，说出来脸上多有光彩。
二姐打破不过问治丧小组的事，说这样太奢华太张扬，六妹不在，若在，肯定不同意。翦家的钱定了规矩，没法用，丧事后，把钱还回去。
大姐不以为然，认为有人大手笔出钱，为何不把丧事办得气派些？母亲在棺材里肯定高兴。
小姐姐一会儿觉得二姐有理，一会儿认为大姐说得在情。小唐和二姐的小儿子去办理拿新房钥匙手续，走前他对小姐姐说，“犹豫什么？”
小唐的话，他们不会信。几个人拿不了主意，就请幺舅决定。一向缺乏主心骨的幺舅听完缘由，当即点头称是。
大肚猫说明天出殡，和尚做道场，只得今天。
于是三哥打了电话，庙里管事说一直在等他的电话，马上就能来。慈云寺古庙在野猫溪轮渡口右前方临江的狮子山上，是中国唯一僧、尼共参的“十方丛林”，庙里珍藏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宝物，还有一株从印度移植来的菩提树，“文革”时树曾枯死。没想到十多年后，菩提树又奇迹般地复活。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很灵。
难怪王眼镜会堵着我的路，说那些难听的话。她一定是看到穿黄袈裟的和尚们前来，不高兴才来对我讲那些话。
我走到母亲灵柩前，跪下叩了三个头，请母亲原谅。母亲生前，在这世上受够了罪和苦，灵魂必然会比一般人难得到安宁。母亲的干儿子，知母亲胜过我们这些亲生儿女，我们就没想到请庙里的和尚来念经。
大姐夫和一个头发做有波浪的女人一起上楼梯，他俩走得很亲近，引起了我注意。回来差不多一天了，我才第一次看到他，他是那种穿一件毫不起色的衣服，也有衣架子的中看男人，因为眼睛不好，添了副无边眼镜，更显得与众不同，相比大姐，看上去略为年轻一些，不像六十岁的样子。那女人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有点惊喜地朝我点头，我也向她点头。她穿得很讲究，项链手提包皮鞋都很漂亮，脸抹得很白，也扑了粉，模样不像中国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可是想不起来。
我跟着他们也上了楼。二层楼三层楼全是人，四层也是，母亲的房子在五层，全是家人，都在窗口和走廊栏杆前看和尚念经。大姐夫把女人让进屋去，给她倒水，很是客气。
“六妹，不认识了，我是春姐。小时我背你过老厂那匹山。”女人声音压得极低。
我朝她伸出手，她双手握着我，我还是想不起来她是谁。
大姐夫说春姐在母亲的船厂运输班里做过，故此认识母亲。巧在春姐的妹妹是他的前妻，有一个日本母亲。1953年政府下令驱逐在重庆的日本人。春姐他们住在中学街，一共三姐妹，父亲原是个教书匠，一家子和日本母亲生离死别，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大男人拉着日本女人不放，不让公安人员带她走，人人看了都掉泪。1973年政府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后，日本母亲要把三个女儿办出国，大姐夫那时与她的妹妹婚姻关系破裂，离婚了。可是两个姐姐一直与他关系不错。后来其中一个姐姐——春姐回国发展，在重庆城中心两路口开了一家日本料理。重庆人不喜欢日本调料，开一家倒一家，可春姐这家，经营得当，又增加一些重庆人喜欢的菜品，生意倒是跟得走。她听大姐夫讲，他的丈母娘去世，就赶来送丧，顺便想看看我。
“六妹呀，小时你特别喜欢我，只要我一人背你，连你妈都不要。”春姐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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