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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来，让他有口饭吃，让他识几个字。看着母亲点头，外婆才咽了气。
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母亲打来一盆温热的水，用毛巾给外婆擦脸、脖颈和身子，把外婆冰冷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外婆穿着母亲手缝的衣鞋停在一块旧木板上，在堂屋紧靠我家房门边。没有人号啕大哭，没有请人来做道场，没有花圈祭幛，也没设灵堂，一盏灯芯草点的菜油灯，一闪一闪照到天亮。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块石山坳的野坟堆中。
一年后母亲的小弟弟从忠县乡下拿着地址，一人问路来到重庆。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到我家时，穿件老蓝布长衣，一条烂裤，从头到脚又脏又臭。大姐还以为是农村叫花子，叫他滚开。母亲从屋里出来，止住大姐，告诉她：“这是你幺舅。”
幺舅只上了四年学，就私自逃学去挑河沙挣钱。母亲知道时，他已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一份临时工，他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认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母亲要他别去厂里当抬工，回学校，读不走，就降一年二年级读。
幺舅不肯，说他得养活自己。
母亲说你不听话，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
幺舅给母亲跪下，磕了个响头，就住进厂里集体宿舍。
幺舅偶尔也来我家，与母亲话头总转到外婆身上。幺舅说：以为解放了打倒地主，日子会变好些，没想到还是差吃的。妈为节省，只喝井水。
母亲说：妈死了，我后悔没给她留张照片，现在想看妈，都想不起她是啥样儿，只记得妈梳了个髻。
幺舅说：妈和姐姐样子像。妈被哥哥他们抬走时，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追她追了好几匹山。
母亲说：那阵只想到妈病，盼她病好，哪想到她死？
外婆咽气时也未谅解母亲当年逃婚的事，这也是母亲的心病。母亲一次次梦见外婆到她床前来找她，倒也未提逃婚的事，这是外婆骄傲，不愿提。外婆只是埋怨母亲，说母亲不管她，说她依然饿肚子，孤孤单单，遭人欺。外婆还说她找三姨——她的亲外甥女，却怎么也找不到。母亲也从未找到三姨的坟，三姨1961年饿死后据说是被埋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坡上。那时还未兴建大桥，野树野草乱石成堆，没立个碑，就等于消失了。修建大桥时，早被推土机铲得一根白骨也不剩。
母亲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后，梦见她十七年之久，才把外婆的坟打开，用一块白布装殓尸骨，放好在一个小木箱里，让幺舅送回家乡，葬在老房子后山坡外公的坟旁。之后，母亲再也没梦见外婆。家乡来重庆的人说，外婆的坟前一下雨，总生出一片地木耳，黑黑的，在有月亮的夜里去摘，回家不洗就能吃，不沾沙土。
3
未到晚年，母亲的眼睛就总是不干净，每隔一会儿就得用手绢擦，不然，就被绿绿的黏液堵住眼角，又痛又痒。“这是怀孩子时惹上的，”她对我们说，“不管有天大的事发生，在怀孕时，别哭，别像我，落上这种病医都医不好。”
我现在明白了，母亲是指她怀孕时，去探监，路上哭得太伤心。
大姐不太相信母亲敢去监狱探望。在这件事上，大姐对母亲的怀疑或许真有道理，她做女儿的，对这点应当最敏感。
“你父亲就这么死啦？”我拉着大姐的手，这个男人，与我没有太大相干，却让我心里一阵难过。我与大姐握在一起的手，从来没这么紧。
不料过了一会儿，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他就那样死，就好了。”
她挑了块石头坐下，背对着江面，不待我问，就说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许久没有走船的父亲的消息，母亲抱着三岁的三哥，带着大姐过江去轮船公司打听。走到朝天门，母亲换了下手，把三哥抱在右手边。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车相混的马路，不下雨也陡而滑。心事重重的母亲没注意一辆板车急滑而下，等她发现，板车已近在咫尺，她抱紧三哥往路沿一让，朝吓呆的大姐喊：“跑开呀！快点跑开！”她闭上眼睛，大姐不被撞死，也会被撞个大伤。那板车翻掉，拉板车的男人不死也会受重伤。但板车奇迹般刹住了，双方都吓了个半死，一张口，却都愣住了。
是袍哥头的舅爷，他直呼母亲的姓名，连连叫道：“是你啊，你们母女俩让我找得好苦！”他双鬓已开始发白，袖子和裤腿挽着，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胶鞋。
这个场面很戏剧性，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要旨。总之，母亲知道了袍哥头并未死，未处决他，他陪了杀场，吓了个屁滚尿流，答应交代。他全招了，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关系。一边交代着，一边就痛恨起国民党来了，他那么拼了性命，也不过是一个被玩于股掌的小卒。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小卒就是被弃在前沿的，当牺牲品给收拾掉。为啥子不吐，吐个痛快？
他待在牢里，一点也没内疚。由于他的坦白，受他牵连的人全部抓获，他以为自己会被许诺的那样，放出来。没过多久，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不仅未放他，而且还要他继续交代。
“我已交代完了。”他掏心捶肺地说。
“没有，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
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
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解放后这地方被共产党作为活教材：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每年的“11·27”死难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头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誓言铮铮。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后来又说没有叛徒，全是烈士，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取材于此的革命小说《红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说是叛徒，他跳楼自杀，头颅着地，当即死亡。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几乎蹦出眼眶，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
袍哥头一到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历史最乐于开玩笑，监狱总是轮流坐。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矩，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他一开始后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亲不可能再去探过袍哥头子，因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孙家花园——关押重犯的省二监狱。
在朝天门碰见舅爷，使母亲和久未有联系的舅爷家有了往来，灾荒年快结束时，母亲才让大姐去认舅爷一家，当时她在卫校读书。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生了一女一儿，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幺爸。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
大姐说，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为了生存，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
我说，当妓女。
“不准说这个词！”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
“一直这样？”我问。
大姐说，当然是那些年，现在她不知道。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
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苟延残喘活了下来。但没有多久，1960年，由于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岳劳改农场，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却不行了。没吃的，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终于支撑不住，再也不能干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冻，不干活就没吃的，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抓剜土墙，嘴里也是墙土，眼睛大睁着，才三十六岁。没人收尸，丢在大坟坑里了。死了好久之后，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
同一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净，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出大便，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有的人饿得连自己的娃儿死了都煮来吃。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干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无底。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妈、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来，生了下来，靠了什么？
我沉默了，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
50年代这条街的人和其他街上的人一样，听毛主席的话，由着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红花，当光荣妈妈。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双胞胎。相比之下，母亲的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到1958年，家里添了四姐、五哥。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产针，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母亲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还是醒了过来，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这狠心肠的妈，差三天就该生了，去江边洗衣服做啥？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害死了他。”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
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轻声细语地说：“死一个，少一个，好一个。”
护士不解地走开了，这么无情义的母亲，恐怕她是头回碰到。
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她早就看清自己的命运，她的孩子们的命运。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母亲这样的想法，当然有她的道理。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不仅我是多余的，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
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该我出生的时候了。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动，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大姐说到这儿时，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