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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大的发展，是他们抉择的最重要考量。如果前途明朗，他们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像这一次，如果何杰下派到西江省，是担任省长，估计他的秘书，会千方百计地跟着跑过来。因为当省长是非常有实权的，做省长的秘书，在当今的官场上，那是非常风光的事情，比留在北京城里，当副部长的秘书，不知道风光多少倍。前途那是大大的有。两三年就上去了，最少是副厅级。
如果情况不太明朗，看不出是福还是祸，他们就宁愿选择按兵不动，坐以待变，这个时候，还是呆在北京部委机关好了。这个位子，进退自如，老板混的好了，可以关照得上了，随时可以投奔他去，分得一杯羹。老板发展得不好，就超然世外，不受任何连累了。留在北京，虽然还是当个处级干部，但是升司局级干部的机会，还是比在地方上多得多。
何杰的秘书出于礼貌，陪何杰到西江省上任后，安排好他的生活，就坐飞机回北京去了。省委秘书长秦书海征求了何杰的意见，就从办公厅里的工作人员中，临时给他挑了个秘书，是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的副处长廖宏宇。这些人龚向阳都熟悉。大家都是同事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不一会儿，何杰就和秦大龙一前一后，赶到了王一鸣的办公室。
其实何杰刚才还在外面，在团省委视察工作。虽然省委常委还没有进行新的分工，但他这个省委副书记的位子，摆明了就是接王一鸣留下的那一摊子工作的。他刚来，还不熟悉情况，现在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视察。接到王一鸣要召见的电话，他连忙中断了视察，从团省委的办公地点赶了回来。
何杰人矮矮的，胖胖的，肩宽背厚，头显得比一般人要大一些，真正是肥头大耳，一看就是一脸福相。
比起一般人，他也确实算是够幸运的，他出生的东北一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家庭，父亲是军人出身，解放战争的时候，参加过辽沈战役，当过副团长。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时候，他留在了地方上工作，解放后当了县委书记。他母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在县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干部家庭。
文革爆发之前，何杰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了。文革中何杰的父亲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何杰中学毕业后，就到东北的一个军垦农场，做了知青。那个农场的厂长和何杰的父亲是一个部队的战友。所以，何杰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有贵人关照。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何杰考上了东北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进了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部委工作，在部办公厅、人事司干了五六年，从一个小科员，提拔为了部机关的副处长。
那个时候，何杰的父亲，已经是东北某省的民政厅厅长了。恰好他的一个老战友，也是早年从部队转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到了何杰那个部，当了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需要选一个秘书，于是就选了自己老战友的儿子，何杰于是当了副部长的秘书。此后在副部长的关照下，他一路升迁，做了处长，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财务司副司长，人事司司长，最后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成了副部长，做了几年，又成了常务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那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了，每年手中掌握的资金审批权，就有几十个亿。巴结他的地方领导，什么省长、副省长的，多得不得了。每天请他吃饭的人，都要排成了长队，不提前向他的秘书预约，根本轮不到。还有那些在京城里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们，也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别人办了不少事情，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认识的高级官员、大老板越来越多，为自己的升迁做了很好的铺垫。
他当年伺候的那个老领导，父亲的老战友，最后去了全国人大，成了正部级的副秘书长。在京城里，仍然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物，为何杰的提拔、重用，没少费心思。这一次，何杰被下派到西江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属于是重用。他这样的官员，一个最便捷的升迁路径就是，在中央部委机关混到副部级，然后下派到省里，历练一下，捞取些政治资本，积累一些地方上工作的经验，三五年之后，就升迁了。或者是回到北京，成为部长什么的；或者留在地方，就地升迁，当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就像王一鸣一样。最差了，混到退休，还能解决个正省级的级别，弄个省政协主席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