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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
中国历史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师，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
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13]
祖大寿的母亲，这位八十多岁老太太很勇敢，有传统的忠心，说得好，她是忠勇兼全，但失于“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说得不好，是老胡涂了，以妇人之见，误了大事，只求儿子不失忠孝之名，却未考虑到袁崇焕的安危和国家大事。在当时处境下，崇祯唯一害怕的是清兵攻入北京，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关辽部队。祖大寿接到信后，对母亲的话必须当作耳边风，回奏皇帝：
“启奏皇上：臣所统带兵将得知督师袁崇焕入狱未释，听臣宣读督师信函后，均言以督师此时处境，只须一狱吏以拷打、火烙等酷刑，即可迫使督师书写此信，众人不信此为督师真意，决不奉命。若督师亲临军中指挥，则不仅臣所率数万兵马立即回师，而督师属下未曾南下之数万大军，亦即星夜赶来京师，共报皇恩，出死力保社稷于万全，为皇上粉身碎骨。否则众军心寒，旦夕间一哄而散，关辽锦宁京津宣遵，防守俱溃，臣祖大寿纵自刎军前，以死报君，亦无济于事矣，至袁崇焕罪行轻重，尽可于退敌之后再行查究，请圣意卓裁”云云。
以此要挟，或有可能迫使崇祯及众大臣释放袁崇焕，由他率兵抗敌。崇祯及朝中众大臣是卑鄙而胆怯之小人，便须以对付小人之道对付之。等到敌兵既去，威胁解除，只有真正君子才会感恩而释放袁崇焕。但须知崇祯决非君子！
乘对方心有所惧、有求于我之时提出条件，对方迫于形势才有可能接受。好比绑架了对方亲人，对方怕撕票，就有可能付赎金；好比骑劫飞机，当局怕杀害人质、炸毁飞机，才有可能接受劫机者的要求。祖老太太的主张，等于是绑架者先放归绑架之人，再请求对方看在我们善待你亲人的份上，如数支付赎金；又如劫机者先尽释机上人质，再离开飞机，然后要求当局看在劫机者并未杀害人质、并未炸毁飞机的份上，答允各种条件。祖老太太固然蠢，祖大寿也同样蠢，无怪他后来不降又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皇太极匆忙退兵时，给明朝另一名将孙承宗抄后路，克复了清军退路上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马世龙、祖大寿等率兵攻来，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兵败。皇太极既惊且怒，乘机追究阿敏的败阵，革了他的贝勒头衔，监禁至死，除了一个重要政敌。皇太极觉得崇祯既杀袁崇焕，又有了议和的机会，于是致书崇祯：
“迩者师旅频兴，互相诛戮，生民罹祸实甚。上天好生之德，我两国当共体之。即我两国之主，以战争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永息干戈，使一国子孙臣庶，奕世获享太平。不然，战争何时止息？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故遣使致书议和，惟熟计而明示之。”
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
“……今我两国之事，惟和与战，别无他计。和则尔国速受其福，战则尔国被祸，何时可已？尔锦州官员，其传语众官，共相商榷，启迪尔主，急定和议可也。”
清军攻至北京城下，无功而返，皇太极知道这次全军而退，实在侥幸，久战不利，又谋议和，崇祯仍是一贯的傲慢自大，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