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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类似于王闿运这样的信，一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断地投寄天津，犹如一支支利箭，一齐向他的心窝射来，直欲把那颗衰竭的心脏穿烂，化成肉酱。
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家门口。这些天来，慰问的人络绎不断，怜悯之，不绝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突然都成了勤政爱民的清官贤吏了。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的童謡在四处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心里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的地方官，莫让自己的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的提法予以驳斥："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地步了。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丁启睿、马绳武、萧世本、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说话了，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时至今日，别的办法已没有了，唯一可行的，是用银子来弥补，但曾国藩又犯难了。他一贯于财产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给儿女留一大笔钱。祖父星冈公有一句话，他信奉一辈子："命里有饭吃，再无钱财也不得捱饿；命里捱饿的，先人留下的钱财再多也没有饭吃。"多年来，他在养廉费里只存得二万两银子，以作养老用。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出来，但不能全拿，总得留一些。他将必须开支的部分作了仔细考虑后，决定拿出七千两。三人分，每人只得到二千多，少了。实在无法可想时，他把此意透露给赵烈文。赵烈文一听，立即慷慨表示："大人此举，惊人世而泣鬼神，古今中外无先例。烈文受大人栽培多年，粗知大义，岂不受感动？督署幕僚，虽不能说人人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占八九，我明日快马回保定，三日后来津复命。"三天后赵烈文带回了一万三千两银票，全是直隶总督衙门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一个地方官员。曾国藩很是感激。赵烈文劝曾国藩自己不必再拿钱了。他如何肯依！这样，连同他的七千，共有二万两银子。周道、张守、刘令每人各五千两，剩下的五千两，他反复思考后，决定给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每人五百两，红柳村的七个人每人一百两，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发六十两。
这种事，不要说以往，就是几天前曾国藩都不会做。伤人者赔钱，杀人者抵命，这是自古以来最基本的法律，何况杀了外国人，险些引起一场浩大的灾难。现在，全国各地的舆论终于使他清醒了：这毕竟是长期积怨引起的冲突，从根本上讲，理亏的是洋人而不是津民，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尤其是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他们是出自爱国敬官长的义愤，杀他们的头的确有些冤屈；田老二等人固然是趁火打劫的歹徒，但在这样一场复杂的案件中，杀他们的头，也间接刺伤了百姓的爱国之心，权且以这点银子来作补偿吧！
听说红柳庄打死人命的凶手，只因承认是为杀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两银子，监狱里几个家贫的杀人犯在亲属的劝说下，也表示愿意在杀洋人的认罪书上画押，临死前得一百两银子，作为对家庭的报答。于是，曾国藩勾出五个杀人犯来，每人也发他一百两银子。剩下的二千两银子，则用来周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以及那天误伤的中国人和附近受损的百姓民房。经过这样一番安排，曾国藩心灵深处似觉好过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