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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拍到第四部的时候，大家就跟离休干部一样，虽然是玩笑话，但却是真真的大实话，第四部时，很多演员身上都有病，都是坚持着拍完这部戏的。《重案六组4》筹备时，张潮被检查出患了很严重的膜性肾炎，危及生命。他没有告诉大家，若无其事的坚持工作。
他知道《重案六组4》能够开拍，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如果他走了，那这部戏就拍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为了《重案六组4》的顺利进行，他留在了组里，每天靠吃药打针维持。为了在荧幕前呈现出好的状态，张潮不能服用激素药（人吃了激素药会激增肥胖），选择吃一些别的药代替。但那些药的效果毕竟不好，张潮当时的两条腿肿地很严重，手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半天也恢复不了。还有他的脚肿的已经穿不上警鞋了，当时有人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鞋后跟绞开，让他当拖鞋那样穿着，裤子遮盖着，这样看不出来什么，他也方便一些。
大家都劝他停工去医院接受治疗，可张潮坚决不干。没有张潮的戏时，我就找来几块冰块，让他敷腿，但这些对缓解张潮的病痛基本没什么作用。那时候，他的身体什么营养都吸收不进去了，状态特别不好，馨竹等几个重犯探班时看到她们的郑大大病成这个样子难过地哭了，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张潮坚持一场不落地拍完了所有的戏，才去住院。
而住院并没有让他的病情得以缓解，当时对张潮病情最有效果的一种药叫做丙种球蛋白，这种药很难弄到，一个医院的院长也只能批几十盒，我当时急坏了，四处托人找关系，拜托朋友们帮我务必要找到这种药。
最后我舅舅从上海托关系终于买到了二十五盒丙种球蛋白，张潮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向我道谢，电话里他的声音哽咽了，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说：“你没事吧，咱俩谁跟谁呀，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这家伙别再逞能了，俩字：认怂！”
虽然我嘴上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但心里很是感动，一些话到了嘴边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在这里，我是真的想对张潮说，谢谢你的坚持，没有你的坚持，也就没有现在的《重案六组》，真的谢谢。
除了张潮的“生死危机”之外，我在拍《重案六组4》时，也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差点挂掉。
那是杀青前几天的一场夜戏，要拍我和邢岷山驱车到一家宾馆，去里面调查一个案件的戏份。我记得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多钟，当我和邢岷山赶到拍摄现场的时候，导演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布置。
经过长期高负荷的拍摄工作，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每个人都是强撑着最后一点能量在工作。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强弩之末，精神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了
我在等待拍戏的间隙，看到了宾馆的推拉门虚掩着，我就上前，想把门关好，可没想到，我的两只手刚放到门把手上，我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的颤动，然后“啊啊啊啊……”惨叫起来。我明白自己触电了。
但我明白没用，得别人明白才行。当时，导演还有摄像，离我有大概三十多米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周围其他的人也不清楚我在叫什么。当时唯一注意到我不对劲的就是邢岷山，他当时在挪车位，看到我背对着他在惨叫，就立马从车里冲了下来，想要把我拉开。
这时，站在我旁边助理董亮和演门童的一位群众演员可能是觉察到怎么回事了，他们抢先邢岷山一步，飞起一脚，把那扇推拉门踹开，我一下子松开手整个人向后仰倒，被冲上来的邢岷山一把抱住。后来，我在地上瘫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两只手滚烫滚烫的，就像快要烧熟的烤肉一样。
事后我才知道，现场拍摄的机器接通的是宾馆里的电源，在我来之前，工作人员在试机器的时候，可能来回搬动机器，导致接着电源的电线上那层绝缘体被推拉门磨掉了。
而我们拍摄的那个宾馆的推拉门和一般常见的宾馆推拉门有些小区别。一般的推拉门都是中间一块玻璃，上下两个不锈钢的门把手会是分开的。但是我们那天拍摄的那扇推拉门的门把手，它的把手是从上边兜到下边，基本就是一个导联体。
在电线的绝缘体被磨掉后，这扇门就成了一个大的导电体，偏偏我还要不知死活的往上摸，结果我两手一抓门把手，刚好抓了一个正负极。
后来，据邢岷山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王茜这么惨烈的叫声，好像疯了一样。”
拍了那么多警匪片，什么样的爆破、飙车、打斗的场面，我没见过，每一次都能安然应付，没想到的是，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在小小的玻璃门前“栽”了一下，差一点为这部戏“献身”。
事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时，他们都目瞪口呆，问：“然后呢，然后呢？”我使劲回忆了一下，告诉他们，“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戏拍完，接着回家洗澡睡觉去了。”
回想起那次的“夜半惊魂”，我虽然觉得有些好笑，但其实心里也挺后怕的，如果当时不是那个门童反应快，提前把门蹬开。等邢岷山抓住我，他也会被电击到，而且电流通过我打到他身上，他恐怕会伤得更严重。
哎，伤的伤，病的病，就连一贯坚强的“铁胃科波菲尔”导演在拍完戏后，也因糖尿病直接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又在家休养了好一阵子，才渐渐恢复元气。说我们这个剧组是“病号”剧组真是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