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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带了年货，包了红包，一同去乡下接老婆回来过年。
姑姑，是婚姻介绍人，也不愿意拆散这座庙。见李家陪不是，李申金俯首不语，她借坡下驴——见好就收，劝侄女回去，毕意结了婚一家人，只要李申金改了也算了，以后还要在一起过日子。公公也表示：“近快地帮你找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冠兰想想，怎么办，谁叫自己是这个命，噙着泪水跟着回去。
李家为避免与亲家相见的尴尬，告别时，跟姑姑说快过年了，单位上事多，急着回城，这次就不见亲家了，带了点年货和红包，烦请姑姑转送。
回来的第一个晚上，李申金也许憋得太久，急着和冠兰上床，没有骂，也没有掐，但还是机械的动作，定格的程序，趴在她身上，举枪，射击，睡觉。
第二天晚上，神经来了，射击完毕，边掐边骂：“你这个破×，几个月不回，一定是偷人了，偷了谁，说。”
冠兰看见他鼓眼曝筋要吃人的样子，加上又是深夜，不敢大吵大哭，卷缩在床上啜泣。
早上，冠兰对李申金说：“我是对得起你的，你是个神经病，我没法子和你过。”
“不和我过拉到，我还怕你，你这个破×，滚，滚得越远越好。”
冠兰又回到了姑姑身边。见到泪水汪汪的侄女，问又不说，知道她满肚子委屈，唉，长叹一声：“这是怎么回事哟。”
李家知道儿子的毛病，无可奈何，随他们。对外称，快过年了，生意忙，媳妇回去做姑姑的帮手。
媳妇年前离家出走，有3个多月不回，听说前1个多月又陪姑姑去市里治病。李家坐不住了，公公利用来市里开文化工作会议的机会，到中医院看她们。
公公见姑姑精神状态蛮好，拿出两百元钱慰问，想叫媳妇回去又不好意思开口，只是问了一下近况，得知媳妇租了房子，边卖衣服边照料姑姑，很是感动，觉得愧对媳妇。
回到家里，他将自己见到情况告诉妻子和儿子，让她们敢快想办法接媳妇回家。
婆婆着急了，这样下去，媳妇早晚会跟儿子离婚，后悔不该骂媳妇，后悔没有借钱给媳妇，只有劝儿子一块去市里接冠兰回来才能化解婚姻的危机。
可李申金说，我才懒得去呢，她在市里租房子，搞不好偷了人，不然那有本事租房子，还卖衣服。
婆婆心想也是，那么个穷媳妇，哪有钱租房子做买卖？可儿子说的要是真的，那样就麻烦了，一种恐慌感让她不安，媳妇配儿子是绰绰有余，自己的儿子有多少斤两自己知道，一旦媳妇跟上别人，离了婚，自己的儿子到哪去找这样的好媳妇。一定想方设法让儿子跟媳妇好起来，她反复做儿子的工作，对冠兰要好点，不要动不动就打人家。
李申金犟嘴，谁叫她是个破×。他母亲发躁了：“儿子，你要再这样胡闹，妈可不管你了。”
第二天，李申金跟着他母亲来市中医院找冠兰她们。
姑姑对她们的到来不热不冷，不热是因为之前与婆婆发生了割裂，是婆婆漠视冷酷冠兰；不冷毕竟人家是来探望自己。
老公跟婆婆的到来，让冠兰既厌恶，又心虚。厌恶的是对自己欺凌蔑视，刻薄寡思；心虚的是毕竟自己还没有离婚，跟杨阿伟的暧昧之情还是见不得阳光。
婆婆犀利的眼光似乎看到了冠兰的眼神里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问候姑姑拿了300元钱之后，单刀直入提出要去租屋看看。
冠兰不愿，对婆婆说：“你们过你们的好日子，我们过我们的穷日子，租房是我自己租的，你们又没掏一分钱，有什么看的？”此时，她说话的底气也足了。
而婆婆则没有以前拔扈了，哀求的说：“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既然租了房子，我们来了你不可能让我还有你老公住旅馆吧？”
“兰儿，带她们去吧，让她们住旅馆也不合适。听姑姑的。”
冠兰在姑姑的劝导下，极不情愿的带李申金和婆婆去了租房。
后来，李申金在租房演绎出了一场捉奸并殴打冠兰的闹剧。
冠兰冰寒的心在杨阿伟的慰藉和别有用心的劝说下下，在加快了与老公决裂的步伐。
她在姑姑病愈的时候，告诉了一切真相和想法。姑姑惊讶：“想不到兰儿吃了这么多苦，想不到李申金是个禽兽，想不到李家这么寡恩薄义。”可她又担心：“兰儿，你离了婚，杨阿伟不离异怎么办？”
“姑，你不用担心，我不在乎他离不离婚，他不离或者另有新欢甩掉我，也不要紧，我不会再去纠缠他，我有我的双脚和双手，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业。当然有杨阿伟能扶持一把更好。姑，你病了两个多月我倒卖衣服，赚了近3千元。待你病全好了，我们来市里租个铺面卖衣服，这样的好政策下，我就不信，我们的日子就好不起来的。”
“兰儿，既然这样，姑姑就支持你，离吧，早离早好。”
冠兰帮姑姑办理了出院手续，接姑姑回到了调换过的出租屋，因为她怕李申金纠缠通过杨阿伟又调了新的住址。姑侄俩住在一起，每天在街上摆摊卖衣服。
这时冠兰启动了离婚的程序，她和姑姑回县城找了李申金和婆婆，告诉了要协议离婚的理由，对方坚决不答应，无奈走上了法律诉讼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