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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范仲淹立即以“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辩驳,欧阳修亦撰文《朋党论》上奏官家,以表忠心。
说辞或许很漂亮,有理有节,然空口无凭,自说自话,难以服众。
偏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范仲淹被人抓住了把柄。
问题出在对官员政绩考核上,级别高的地方官是由两府相公审核的。
范仲淹对很多人都不留情面,富弼为此曾劝他,一笔勾下,兴许就有一家痛哭流涕。
但范相公一心为公,认为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百姓流泪,坚持秉公处置。
但轮到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时,范仲淹“手下留情”,未给好评,却也并未给差评。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强烈不满。
凭什么?
淮南蝗灾严重,地方官难逃救灾赈济不利之责,王素理当问罪贬斥,你范仲淹凭什么手下留情?
不就是正因王素是新政拥趸,当初就是你们举荐去的淮南。
而今区别对待,维护私人,这不是朋党是什么?
尽管范仲淹辩解,称淮南蝗灾乃是天灾,并非人过,王素救灾也够积极,并无过失。
可百官并不接受,事实俱在,不能因为你范仲淹一张口,就颠倒黑白。
这种评价本就有主观性,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百官人多势众,一口咬定,言之凿凿。
以此为契机,攻讦范仲淹等人“朋党”的言论越来越多,多到皇帝赵祯都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以范仲淹、韩琦为首,身边围绕着一群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平心而论,赵祯相信这些臣子的品质,正如范仲淹所言的“君子之党”,或许只是一群为国为民,忠义正直的君子齐心协力,鼎故革新而已。
内心认同,却不代表赵祯持赞同态度。
尤其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朋党是帝王大忌,哪怕是一群忠臣,哪怕是一片好意,轻易开不得头。
若不及时制止,就会留下口实,往后再有人以之为借口,结党营私,甚至形成党争,后患无穷。
身为皇帝,任何时候都不能将个人与江山安危,寄托在臣子的忠诚上。
远有王莽谦恭未篡时,近有赵宋太祖黄袍加身。
前车之鉴太多,原则性问题,决不能放松。
即便赵祯满心支持新政,足够信任范仲淹,但面对此起彼伏的“朋党”论调,他也难免有些坐不住了。
一个皇帝,无论多想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保全皇位始终是最重要的。
新政推行以来,章得象、贾昌朝、陈执中、夏竦等一批重臣不赞成,而今将门也颇多反对,地方上更是怨声载道。
虽说都对他这个皇帝保持着起码的尊敬,但赵祯却感受到了四个字——离心离德。
不经意间,他正在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
难道错了吗?
赵祯坐在垂拱殿里,瞧见殿宇一角,默默出神。
那里曾有一道珠帘,当年太后刘娥就坐在那里垂帘听政,宸纲独断。
庆历新政的第十一个月,赵祯第一次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