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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脊谷底的那个地方，当地人叫做炭场沟，如今聚集着十八个小煤矿。由于每个小煤矿每年挖出的煤在一万吨以上十万吨以下，且运煤、通风、行人的井筒大部分是俗称“独眼龙”的一条石硐，大家就习惯性地把这些小煤矿叫做“小煤窑”。
据说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就对煤炭资源管理实行放开政策。资源量大的矿山，由像康州矿务局一样的国家大企业开采；稍大一点的由集体社、队开采；其他资源量少、国家划不来投资开采的，允许私人挖井开采。一时间全国上下出现了大家一起办煤矿的局面，大型矿务局办煤矿，政府乡镇办煤矿，劳改农场办煤矿，当地驻军办煤矿，农民也参与办煤矿等等。
炭场沟的小煤窑，八十年代中期只有两家，一家由草煤村村民小组集体开办，另一家由草煤乡政府牵头开办。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他们的想法是：这地方是我们村和我们乡的地盘，就地建一个煤矿，挖到煤就是我们村民的福利。
这两家小煤窑办起后，正赶上了康州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整个的煤炭供不应求。乡镇企业对煤炭的需求，很难从康州矿务局所属的几个大煤矿得到满足，便只好求助于这两家小煤窑。他们都派人驻到这两家小煤窑井口等着要煤。
在这种形势下，这两家小煤窑的生意意外地红火。
这让周围的乡镇和村子都感到眼红。后来，稍微有能耐的人都想着开矿。他们背景复杂，关系深厚，或有政府的人参股，或有大企业的领导在后撑腰。炭场沟的小煤窑，就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非法运营的私人小煤窑占据着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
遍地开花的小煤窑成了康州一矿的噩梦。大型煤田被分割成许多小煤矿，煤炭资源的“有序开采”遭到破坏，安全隐患大量存在。许多小煤窑生产水平不高，他们见煤就挖，回采率普遍不到百分之五十，资源浪费严重。他们对本属一矿的煤炭资源，超深越界开采，疯狂盗采。一矿现有的每个采区都产生了大面积破坏，造成许多巷道报废。
为了争夺矿产资源，窑与窑之间经常是井井相通，打架斗殴的情形经常发生。
小煤窑的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足，只要在岩石里打下的井硐里发现了煤，他们就通过爆破后往地面运。
在低成本生产的基础上，康州县域的煤炭产量不断增加、库存增加、生产严重过剩。由于小煤窑生产出来的煤炭成本十分低廉，他们甚至以低于大矿吨煤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价格销售煤炭，仍然赚取可观的利润。
在地方利益纠葛下的康州矿务局，却因煤炭价格下滑受到强烈冲击，很多售出去的煤都收不回款。现在一矿经营举步维艰，矿工生存状态更加恶化。
刘草根咂巴了几下嘴里的花生米，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现在能明白我俩到小煤窑干活的原因了吧？我起先在小煤窑做的是小工，在矿道里运材料、装煤、打单体支柱，活苦钱少。不久老板们都知道了我会放炮而且有放炮证，便让我当放炮员。这可是大工，活儿稍微轻松了，钱挣地可比小工多了不少。”
张平安憨憨地笑了笑，补充道：“炭场沟那里的小煤窑都是斜井。从斜井下去后，巷道是水平的。井下又脏又乱，巷道最低的地方才一米，必须猫着腰往里爬。有些矿道通风不好异常潮热，我们只好只穿着一条大裤衩干活儿。乍一看，人人就像个猴子。”
“嘿嘿嘿。”三个人同时笑了。刘草根和张平安笑里含着几丝苦涩。
刘草根喝了一盅酒，说：“这些小煤窑现在都是私人的了。对私人老板来说，工人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但在他们眼里，最不值钱的却又是工人。为了多赚钱，那些私人老板根本就不愿在安全上多投入。小煤窑的事故经常发生，一年死几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而这里面，被老板们大做文章的，却是那叫合同的几张薄纸。”
“哦，怎么说呢？”程自强问道。
小煤窑的合同分为三种：农民合同工、生死合同工和无合同工。
矿工出事后，农民合同工按当地农村的标准补偿。生死合同工的矿工死了不能上报，给家属几万元的赔偿金，算是私了。
无合同的一般是非法小煤窑的矿工，工资高，但安全条件最差，出事故死了就死了，他们一般干三四个月换一个地方。
“那刘哥与小煤窑签了啥合同呢？”程自强又问。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为了挣点儿高工资，我根本没签合同，正所谓打一响枪换一个地方。炭场沟里的小煤窑，除了有一个老板花光了所有钱打到底、却仍没见着煤的窑，其它的窑我都干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