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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一个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二十一世纪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
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改写前史。
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以后的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鲜国王李焞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给中国皇帝的奏疏是为了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
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朝官员所看到的情况不全面，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
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现二十一世纪看来也有点过分，因为中国怎么记述历史必有他自己的依据和道理。
简单翻一下旧案，倒是对如今的明朝关系、朝贡体系有一点有益的认识。
对于当今时代大国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一个比较之后的认识。无论是古代中华的朝贡格局，核心力量，首先是经济军事力量。
过去明国与朝鲜通过朝贡贸易使得朝鲜受到恩惠，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朝鲜消除日本的威胁，从而对朝鲜具有一种强制的号召力。
更为重要的是，明国通过自己的文化力量，通过纲常伦理这种中华文化圈内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具有对属国的文化号召力。
无论明朝、清朝，只要他们具有这种基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并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了当时“普世价值”下的国际秩序，那么就会使其畏惧，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笼其中，不得不尊奉这种价值观下所统御的一切，这就是“软实力”。
慢慢接触明朝的一切，朱由校的心里，越来越热爱这个国家，他想把民国的理论，通过科技文化向世界传播，让所有地方都有汉家文化的存在。
幸好他有李甜陪伴，李甜空间中的一切为他提供了不少助力。
如果他真的跟那个光海君一样，也许面对大明朝内忧外患的局面，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就搞定。
想到这里就一下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非常幸运的遇到了李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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