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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阳城君之约，拼死守城，让三名弟子带着命令传巨子位给宋国的田襄子，以防墨者绝世。
后墨家一百八十名弟子追随孟胜而死，那三个给田襄子带去口令的人，不顾田襄子的命令，重回孟胜身边赴死。
如果说儒家是要改变社会，那么墨家的思想几乎要颠覆社会，好比改革和革命之别了，但是基于墨家非攻思想的指导，所以即使后来墨家分出很多派系，但也没有谁振臂一呼。
不然的话，历史大概要改写了，第一次农民起义不再是陈胜吴广，而是墨子，而以墨家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远胜陈胜吴广的，以及其相对领先的技术，或许真有一统天下的可能，然而历史终究没有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只留下了可能让人们去猜想。
墨家主张的兼爱天下，和杨朱主张的为我，恰似两个极端，但又都是超出那个时代的思想，因为这两者都否认一个单一的统治者的作用，而是对团体作用的阐述。
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这两家的结果都不好，在最后都被并入了道教而存留，杨朱的思想一直被划为道家中的一部分，利己贵生。
杨朱的思想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思潮，杨朱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其个体和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如果建诸于大的人类社会的话，那么人人为己，而不损耗整体的话，那么世间自然而安。
如果说墨家把儒家的仁义发挥到极致的大公，那么杨朱就把道家的无为发挥到了极致，杨朱形容的社会，就好像一台大机器，这台机器里每个零件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每个零件如果都能发挥好他们的作用，那么这部机器就会有序的运行，但如果哪个零件僭越了其他的零件该做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机器不仅不会更好，反倒是效率低下的表征。
所以后世有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不是为己谋取私利，而是责任与权利，都并重，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那所有的雪都扫好了，如果你非要去帮别人扫雪，那就会有人没有扫雪，社会的公平就会出现问题了。
而墨家不同，墨家提倡的公天下，是一个绝对的集体，在一个大的集体里，小的个我是可以忽略的，就好像我们人身上的细胞一样，从生物学来说，每一个细胞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存在，但是自然界却有无数多细胞的复杂生物，每一个多细胞的个体实际上都是无数个体忽略了自己以后所组成的。
这种绝对集体的社会性之下，是没有小我的，就好像一个蚂蚁的部族一样，每一只蚂蚁做的事都是规划好的，如果遇上灭族的危险，为了种群的延续，会有无数外围的蚂蚁前赴后继的牺牲自己去成全整个集体。
实际上这个矛盾，也是我们现代所讲的自由和民主的矛盾，我们现在把自由和民主放在一起说，两者好像是同义词，但在上个世纪，冷战时期，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提倡民主，以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倡自由。
自由强调自我的发挥，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体性，其实和春秋时期杨朱与墨家的相对有那么几分相似，当然随着时间发展，大家逐渐发现，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其实很难客观存在，所以在现代社会追寻的是两者的平衡，既要多数决，又要尊重弱势和少数群体。
因为涉及一些问题，这里不多说，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下《民主与民主化》和《西方哲学史》这两本书。
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其实在当时，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底层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在春秋战国的时代，无论是贵族还是黎民，都饱受战乱之苦，人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是自清末列强侵略，到我们现在，大约百年的时间，称为华夏屈辱的一段历史，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所经历的事，大部分是我们现代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
而实际上，因为工业化的发展，所以虽然艰难，但总归还能生活下去，而春秋战国时期，从周平王东迁的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到秦始皇统一的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
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纷战，对于甚至可以说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的百姓来说，那种痛苦与煎熬，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甚至是自汉以后的人来说，都很难想象的。
在这些无休止的征战中，会产生无数的孤儿和生活无依的人，而墨家所招收的学徒，大多也是这一类人，这些本就生活艰难的人对墨子提出的思想非常的认同，同时也愿意为这些付出生命。
说起来楼主就想起了江南写的一本叫《光明皇帝》的小说，里面提到了一个叫牟尼明尊教的宗教，聚集一些流离的人在信仰的依托下聚集在一个叫草庵的地方，为了这个他们所认同的家，一直到死也守着这里不肯放弃。
当年的墨家便是如此，在战乱中抱团取暖，为了一个有些渺茫的理想而付出生命，也难怪在孟子里评价的时候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但是墨子的思想也正因为有些悲壮和惨烈，在天下恢复太平后没多久，就烟消云散了，老子说，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当天下混乱，人们生活在一片黑暗里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点看到光明的希望，也可以为此燃烧自我而照亮天下，但如果已经是阳光普照，人们自然会沉浸于阳光的温暖中，而忘记了依旧会到来的黑暗。
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其实像极了寒号鸟的故事，但如果要选的话，楼主更希望太平的久一点。
而围绕着兼爱的核心，墨家又提出了非攻的思想。
之所以非攻，在于如果兼爱天下的话，那么哪里还会有敌人呢？既然没有了敌人，哪里还需要攻伐呢？所以非攻围绕兼爱而来。
其实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没有一家提倡战争，包括应战争而生的兵家。
孙子兵法里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告诫人们谨慎战争，不得已不轻易发动战争。
在道德经里更是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百家之所以都厌恶战争，是因为人们看惯了无休止的战争，在混乱中，天下没有谁真正得利，但是百家并未完全否认战争，都还有不得已而用之之说。
当然在各国主君的解读来看，就是正义的战争是可取的，不正义的战争是不可取的，那么谁是正义的呢？大家都说我是正义的，孟子里却很好的说出了这一现状：“春秋无义战”
事实上没有谁是正义的发动战争，都是为了利益和霸主的地位而发动战争，大家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