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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之战绝对算得上是一场大胜，胜的是那么酣畅淋漓，让法兰西的官兵们大大的扬眉吐气了一番。
就是嘛，这才应该是殖民地的战争。之前那些和黑旗军交战所经历的失败，其实都是个别无能的将领错误的指挥导致的。中国那些未开化的猴子怎么可能拥有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无敌陆军相媲美的战斗力呢！
已经有兴高采烈之徒高呼：“华人在北宁之失败，将使清廷了解自1882年以来所采取之对抗政策已毫无所获”。甚至某些议员更是要求“占领台湾、海南岛或者舟山群岛以为‘地质’”，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补偿金。
库尔贝也提出了“将战火烧到中国东部沿海——至少攻击一下吴淞口，消灭驻扎在那里的南洋水师”的作战计划。
作为整个侵越殖民战役的发起人之一，茹费理理所当然的支持库尔贝的意见，包括哪些鼓吹占领部分中国领土的议员，绝大多数也都是共和派的议员。
但是这一次，茹费理的提案却没能得到议会的通过。
和少数共和派议员不同，绝大多数在野党和共和派议员却认为现在应该见好就收，该是迫使中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跟前来的时候了。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根据北圻前线的米乐将军的报告，驻越清军主力尚存，并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不管是山西战役还是北宁战役，法军进行的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所以，法国方面还是无法对清军的实际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另外，受驻法公使曾纪泽在1883年8月向法国外交官们宣称，他担保在越南境内没有中国军队驻扎的空头支票的蛊惑，法国人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在越南境内遭遇的全部都是黑旗军而不是大清国正规军。
再加上北宁战役后中国朝廷以超乎寻常的效率撤换了大批前线官员将领，并越发频繁的调兵遣将的动作，更加坚定了法国议会有关中国并未使全力的印象。
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法国政府已经在越南花了大笔的法郎，他们不想再做进一步的投入了。如果能够通过谈判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利益，那么为什么还要花钱打仗呢？
而且打仗是会死人的，而死人不但需要支付巨额的补偿，还会影响到选民的政治倾向。因此，茹费理也觉得反正已经把几乎整个北圻纳入法国的统治范围之内了，不如‘顺应民意’尽快息兵，和中国人谈判，借助谈判让中国人承认法国人的胜利果实。
可是通过什么方式向大清国伸出他的橄榄枝呢？那可得好好合计合计了。
茹费理合计来合计去，想到了一个此时正在中国-日本海支队服役的好友来。
因为中国-日本海支队每年中有相当的时间停泊在天津，所以上到司令利士比少将，下到一般的军官都和在天津的李鸿章以及他的幕僚们熟识。时任中国-日本海支队二等巡洋舰“窝尔达”号上校舰长的福禄诺就是其中之一，恰好他也是茹费里的朋友，那么重新和中国人谈判的重任就很自然的落在了这位上校军官的头上了。
3月末，与李鸿章私交甚好的德籍海关雇员德璀琳从欧洲休假期满返华，赶赴粤海关税务司上任。途径香港时，与正停泊在此的法国海军中国—日本海支队不期而遇。支队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窝尔达”舰舰长福禄诺利用这一机会与德璀琳进行长谈。
法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意见，以福禄诺密函的形式传达了出来。
得到这一重要消息，德璀琳急忙赶往天津告知李鸿章，李鸿章旋即转报总理衙门和光绪皇帝。
这是世铎领军机处以来接手的第一件要务，老王爷不敢怠慢，秉承皇帝的要求，第一时间找到了醇亲王商议，随后，两位王爷联袂进宫面圣。
此时，载恬也在考虑该如何应对法国人伸出来的橄榄枝。
“两位王爷的意思是……”
世铎看了看奕譞，没敢说话，意思是让醇王开这个口。奕譞暗中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道礼亲王的能力比之恭亲王差远了，但是皇上想要独揽朝政，就必须要行此雷霆手段，那怕暂时损失一些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也要先把权利攥在手中才行。而恭亲王不过是挡在小皇帝总揽大权的路上的一块儿绊脚石罢了。
叹气归叹气，皇上动问，总得有人回答。
“回皇上，臣以为，我朝新败，且中枢变动，此时不易再起纷争。倒不如先和法国人接触一下，如果谈不拢，再打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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