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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用没用，反正先买了再说，有空的时候再看。这个习惯在穿越之前，黄海就有，家里买了许多实体书，可是基本都没有看，到了明代也改不了。
伙计见黄海打包了十来本书了，也不敢上来招呼，远远站在一旁，生怕被反贼掳去造反。
“你们这里有没有《西法神机》这本书，《火攻契要》也帮我找找看。”黄海见书架上的书实在太多，找了一个角落之后，不想再一本一本的找下去，于是指着伙计开口喊道。
“贵客上门啊，真是令敝店蓬荜生辉，黄将军能够有幸到我们店里来买书，真是荣幸，本店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担待一二，黄将军看上那些书，只管列个单子，到时一定叫人送来。”声音是从柜台后面传来的，却是店里的掌柜赶了过来。一身长衫做士人打扮，头上还有一个书生帽，一见面就作了一个揖。先是跟黄海一行人赔礼，然后对站在一旁的伙计骂道。
“你们还在哪里傻站着作甚，贵客来了都不知道去招待，养你们何用。”
伙计们才如梦初醒，这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反贼，刚才自己如此懈怠，只怕要被记恨上了。赶紧换上笑脸，拿起一卷书递了过来，口中说道：“将军大人，这有一本《兵录》亦是兵家书籍，据说写书的作者也是本朝的将军，将军大人先看着，小的马上把《西法神机》和《火攻契要》给将军你找来。”
《兵录》的作者是何汝宾，书共有十四卷，有论将、选士、编伍、教练、拳法、棍法、阵法、器械、军行、安营、守御、功战、水攻、火攻、医药、天时、地利等军事方面的论著。
甚至还有各类火炮的图画，黄海只见一副插图画的是火炮，火炮的形状，撞药杖、装药锹、转弹杖、洗统帚都一一列在一页。还写道“天五兵以火器为长技，又以火炮为先锋，益摧坚陷阵莫利于此也，西洋神器其铸造物料，价厚精工，凡大小不一，制式各别，大约有三种。”
还有一副图唤作“神器仰放六分式”，一门火炮架在斜坡上，大致成45度角，炮口还有一个规尺，坠子正好指在规尺弧形的中间。
何汝宾后世到时不怎么出名，黄海只听过孙元化的《西法神机》，对这个明朝的将领写的兵书有点兴趣，于是向伙计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何汝宾是苏州人，还在山东济宁做过游击将军，后来当过舟山参将，宁绍副总兵，对兵法很有兴趣，自己也做过研究，加上大量在军中的实践，倒是对明代的各类军事和武器都很是了解。
黄海看《兵录》微微看了一阵，就叫伙计打包了，因为被称为大明火炮第一书的《西法神机》到了，还有刚刚刻印没有多久的《火攻契要》。《西法神机》是孙元化写的，孙元化就比何汝宾有名的多，字初阳，号火东，上海川沙县人，孙承宗在蓟辽督师时，被推荐为兵部司务，在辽东筑台制炮，有丰富铸炮实践经验，后来作为登莱巡抚，孔有德攻占了登州，，最后因为陷于贼手，被崇祯砍了脑袋。
《西法神机》是根据孙元化的遗稿编著，成书于1632年，全书大概两万多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七节，下卷五节，还配有三十多副图说。不但有各种铸炮制作流程，还有各种尺寸细节，最重要的还有各种火炮瞄准之法，图上都按照圆周率和勾股图，划分了角度。
中国虽然早在十三世纪中叶就发明了火炮，但几乎所有明代之前的兵学中，都没提到火炮的瞄准技术。可以说是全凭经验来发射火炮。而此时的西方经过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的自然哲学家则一直想用数学公式，来描述炮弹的运动。西方科学家将数学知识化约成简明实用的仪器，并籍此提升机械操作的精密度。于是就诞生了现代弹道学和炮术。
随着十七世纪中叶大航海时代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看到了西方兵学的过人之处，乃大量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这样一来西方的弹道学也就传到了中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写出了《西法神机》。《西法神机》当中有相当部分是讲述当时火炮瞄准技术。
但很可惜的是，明末的战局和世局非常的混乱和窘迫，西方的火炮技术传到中国，当时的翻译的主事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消化所有的丛书，这个时期翻译的欧洲火炮书籍，往往直接采用原书上的数据，并没有依照中国用的度量单位加以换算。且翻译西方的单位时还抄袭中国原有的名词，再加上那个时期的欧洲各国也都还没统一计量标准。于是造成了单位上很大的混淆。
明代一步为五尺约合一点五米，而圆周定义为365.25度。这种度量直接照搬，跟西方原书上所说的度量相差可远了。还有将填装弹药时，将“磅”直接翻译成“斤”。而此时明朝所用的“斤”≈597克还不到一公斤。如果按照《西法神机》上面照搬的翻译，士兵万一装多了火药还有炸膛的危险！
不过不管怎样，从《西法神机》与《火攻挈要》都是明代对铳炮弹道学的最先进的知识，对火炮瞄准有着极大的帮助。可惜明代尚未彻底整合东西方的火器火炮技术战法就灭亡了。满清由于是极少数的满人统治中原，为了维护统治不敢发展火器技术，美其名曰骑射无敌。不但不发展火器火炮，甚至焚禁各类火器书籍，于是明末各类接受西方科学的思想和技术的努力，在满清占据中原之后全部付诸东流了，明代开明士人的努力也被全部浪费掉了，最后换来的是中国数千年来最大的耻辱。
《几何原本》1607年徐光启就翻译了该书前六卷，并且留下了《几何原本》的名字，而后九卷却要等到1857年的李善兰来翻译。一本数学著作，可以耽误二百多年，但是一个民族又怎么能够耽误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