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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跟着呐喊。
舞台前面那根杆子上挂了块布。
像旗帜一样，上面是四个英文字母：Vent。
海报最下面写着——
乐队成员：主唱陆延，鼓手李振，吉他手黄旭，贝斯手江耀明。
陆延说的老地方就是一路边摊。
平时乐队演出完他们就经常来这喝酒，聊歌、聊演出，讲点带颜色的垃圾话。
黄旭和江耀明出现在前面交叉路口的时候，串已经烤得差不多了，李振一个人干了两瓶酒，抱着酒瓶子单方面发泄情绪：“早不说晚不说，偏偏挑演出开始之前，有什么事大家不能一块儿商量？啊？这是兄弟吗，是兄弟能干出这事？”
陆延坐在他边上，抖抖烟灰，没说话。
“延哥，振哥。”黄旭个头不高，人特别瘦，他犹犹豫豫地叫完，又尴尬地说，“延哥你这头发烫得很拉风哈。”
江耀明站在后头点点头：“真的很拉风，大老远就瞅着了。”
四个人坐一桌，气氛稍显沉默。
毕竟是相处了四年的队友，陆延打破沉默：“怎么回事？聊聊？”
黄旭和江耀明两个人低着头没人说话，过会儿黄旭才呐呐地说：“我妈病了……”
他们两个人很相似，十六岁就背着琴到处跑，家里人极力反对，没人理解什么乐队，什么是‘摇滚不死’。
但生活给人勇气的同时，也在不断教人放弃。
搞乐队多少年了？
在地下待多久了？
以前不分白天黑夜满腔热血地练习，现在晚上躺床上睁着眼睡不着，脑海里不断环绕着的居然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萌生出来的念头：算了吧。
其实乐队解散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太常见了。
这几年在防空洞彩排，防空洞里各式各样的乐队来来去去，成团，又解散。
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年轻的时候还能义无反顾追寻梦想，过几年才发现始终有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线长在你身上，那股劲一扯，你就得回去。
陆延记不清抽的是第多少根烟：“……阿姨身体没事就好，决定好了？”
黄旭猛地抬头，绷不住了，眼泪直直地落下来，哽咽道：“延哥。”
陆延实在不擅长应对这种悲情氛围，脚蹬在地上站起来，打算去冰箱里拿酒水：“好好说话，别在老子面前哭——”
李振把捧着的酒瓶子放下，也说：“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这在演八点档苦情剧。”
这顿散伙饭吃到十点多。
烧烤摊生意红火，几个孩子聚在一起绕着摊子你追我赶，下城区作为最不发达区域，跟市里其他地方比起来唯一的优势就是晚上能看到星星。
这天平常得就像平时任何一天。
饭局结束后陆延没坐公交，往前走了段路，走到半路酒喝太多反胃，蹲下来干呕。
可能因为喝得多了，他盯着路灯倒影，想起来四年前头一回见到黄旭和江耀明时的情形。
老实说这两人琴其实弹得并不怎么出色，能被他和李振遇到也是因为去其他乐队面试没选上，但那会儿这俩男孩子浑身都是干劲，一提到音乐眼睛就发亮。
接着脑海里画面一转，转到烧烤摊上，黄旭眼底没什么波动地说：“买了回去的车票，三天后的火车，我妈身体也稳定下来了。家里人给我在县城里找了份工作，汽修……我以前上职校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不过没念完，工资挺稳定的。”
陆延撑着路边台阶，眼前那条街道都仿佛是虚的，光影交错间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他走回小区花了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里来来回回的想了很多。
四年前的夏天，那时候他们乐队才刚组建起来，是个说出去谁也不知道的乐队。几个人配合得也不行，找个词形容那就是合伙单干，身体力行地表达出一个想法：让开，这是老子的场子！
从15到19年——他们在城市防空洞里没日没夜的排练，在这种隐秘的，黑暗的，密闭的空间里疯狂制造喧嚣。
陆延走到七区门口，废墟之间，六号三单元亮着几盏灯。
上楼。
开门。
陆延站在浴室里才终于有了一丝虚幻之外的真实感，冷水从头顶冲下，他头上那团高高立起的扫帚头洗完之后服服帖帖地垂了下来。
为了演出烫的这个傻□□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
说不清心里什么感觉。
也许是后悔。
早知道废那个几把劲干什么。
陆延洗完澡后没顾着把头发擦干，他单手撑在水池边上，另一只手里拿着把剪刀比划着，想找个最佳的下手位置。
染发剂是从头发后半段才开始抹的，红紫色渐变跟原来黑色的地方接着，只不过接得不太均匀，高低深浅都不一样。
陆延最后凭感觉随便剪了几刀。
有碎发沾在脸上，他接水洗了把脸，洗完睁开眼去看镜子。
把头发剪短之后只有发尾还有几缕不甚明显的挑染上的颜色，几年没剪短过头发的陆延摸摸裸.露在外的后颈，觉得不是很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