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 附录 宋应星生平》译文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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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在《论气》一书中，继承了先秦的荀子（公元前330—前227），汉代的王充（27—107），宋代的张载（1020—1077），特别是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宋应星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又返回到“气”。在形和气之间还有个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

    宋应星把元气论和新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后再逐步演变成万物。宋应星的二气五行之说理论比王充、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和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土火水气四元素说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他在气和万物之间引入了水火土金木这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

    宋应星还进一步讨论土石五金的“生代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宋应星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的物质成分和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是摄取土中无生命养料和水而生长的，从而论证了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上的。宋应星在《论气》的《气声》篇中还专门讨论了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其中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和决定声音强度的因素等问题。

    宋应星在谈到声音发生原理时，指出声音是气的运动，由于气与形之间的冲击而发出声音，以形破气而成为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气间冲击的强度，急冲急破。

    宋应星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他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达到的距离的10倍。他认为，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很像以石击水所成的水波扩散那样，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经有了关于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以后声学理论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还在争论关于声音的传播媒介到底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直到17世纪德国学者盖里克用抽气机作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声波的概念是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宋应星在研究声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较先进的思维模式。

    1637年9月，宋应星又完成了《卮言十种》中的第九种《谈天》一书。《谈天》主要是谈日，当宋应星登山东泰山观日时酝酿了一种思想，认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如果认为是昨日之日，是“刻舟求剑之义”。认为太阳不但沿着它的轨道周行不已，而且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样，就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后来，王夫之发挥了宋应星的这种“日日新”的思想。

    宋应星还批评了宋儒朱熹（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的天人感应说观点，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作了对比，证明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

    1638年，宋应星在分宜任期已满，考列优等，随后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

    1640年，宋应星任期还没有满，就辞官归里了。

    1642—1643年，宋应星在奉新家居住时，当地爆发了由李肃十、肃七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宋应星曾经与兵备道陈起龙、司李胡时享等，用计谋和武力镇压了这次起义。

    1643年，宋应星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这是宋应星一生担任的最高官职。宋应星担任亳州知州时，已经是明亡的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官署都被毁，他捐资努力重建，又把出走的官员招集回来，还捐资在城南买下了薛家阁，准备建立书院。

    1644年初，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宋应星的心愿未遂，辞官返回了奉新。3月19日，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树上。是日农民军破内城各门，李自成乘马进城，入承天门，登皇极殿。城内人民都设案焚香迎接，于门首大书“顺民”和“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明朝的腐朽统治至此崩溃了。

    4月22日，清兵进入山海关，包围了北京城。宋应星虽然早已挂冠，回到了奉新家中，仍关心国家大事，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痛恨那些汉族大官僚地主依靠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对广大人民施行民族压迫的可耻行径，就挥笔草成了《春秋戎狄解》一书，借古喻今，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

    1644年清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

    5月15日，南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个政权完全是明末腐朽政权的继续。

    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和南湍兵巡道，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他在晚年决心做一个隐士。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也无意恋官，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政权，但这个政权由马士英、阮大铖擅权，内用宦官，外结诸将，政以贿成，官以钱得，有“中书随地走，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之谣。这个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内部就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阮大铖勾结马士英，日以党争为事，罗织罪名，排挤打击东林党人。

    1645年5月，清军渡江，福王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不久，清追兵至，黄得功战死，福王被俘，后在北京被杀。宋应星和宋应升回到家乡后，阔别多年得以重逢，虽然是兄弟相见格外高兴，但国事的不可为又给他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尤其是清兵攻破南明政权后，又南下去取江西，更使他们感到绝望。

    1646年，宋应升题了两首绝笔诗，服毒殉国。宋应星在埋葬了与他相伴多年的大哥之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拒绝到清政府去做官。

    1655年，宋应星应友人陈弘绪之请，为陈弘绪撰的《南昌郡乘》草成了《宋应升传》。

    （六）宋应星和他的师友们

    1666年，宋应星去世了，享年80岁，葬于本村戴家园祖墓侧。宋应星有两个儿子，长子宋士慧，字静生，次子宋士意，字诚生，两个人都是敏悟好学，长于诗文，人称“双玉”。

    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都能奉行宋应星的遗训，淡泊功名，在家乡安心耕读。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他的后代都成为贫苦农民。宋应星生前的社会关系，第一是他的老师邓良知，公元1613年中进士，历任南直宜城（今安徽宜城）令和福建兴泉兵备道。邓良知还是宋应星的舅氏。

    廖邦英（1558—1642）是宋应星20年的好同学，好朋友，还是宋应升的契友兼亲家。

    舒曰敬是宋应星的另一位老师。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公元1592年中进士，授泰兴知县，因为杖毙巨窝张耀触怒了太守吴某而归里。不久，降为徽州府儒学教谕，于是就退隐到紫阳山、白鹿洞等书院授课。很多名公巨卿，都是他的学生。崇祯时由尚书沈演推荐，向皇帝上书《七策十论》被采纳。山居近50年，著《只立轩前集》等书。涂绍煃就是资助宋应星刊刻《画音归正》和《天工开物》的涂伯聚。涂绍煃和宋应星同师于舒曰敬门下，并同榜中举。涂绍煃排名在宋应星之后，为第四名。涂绍煃是宋应星“肺腑获通”的好友，又是宋应升的儿女亲家，宋应升的第三个儿子宋士頵娶的是涂绍煃的女儿。涂绍煃母亲去世时，宋应星弟兄曾亲自前往吊唁，当时涂绍煃任河南信阳兵备道，积极主张开发矿藏，兴办工业，用来资助抵抗清兵的粮饷，并且首次在江西设厂冶铁铸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如果没有涂绍煃帮助刊刻，也不能一直流传到现在。

    崇祯末年，涂绍煃任广西左布政使。1645年6月，清兵南下进入江西，涂绍煃率家人出走，不幸到君山湖（湖南岳阳西南的洞庭湖）时，突然刮起大风，将船覆没，涂绍煃一家全遭厄运。宋应星任分宜县学教谕时，与分宜县令曹国祺交往甚密。1636年3月，宋应星和曹国祺到当地的名胜钤山游览。这时突然送来一份邸报（报纸），见到有人给皇帝上书发表谬论以求授官的荒唐现象。宋应星便和曹国祺谈论这件事。曹国祺建议他写个东西，宋应星在曹国祺的鼓励下，写出了《野议》。1645年清兵南下抵江西境内，曹国祺走避上高，联络举人曹志明等人奉南明隆武年号举兵抗清。年底，曹国祺率领的抗清武装攻入新昌，杀降清县令。新昌在籍御史陈泰来响应，出屯棠蒲，命曹国祺等统上高兵屯界埠，约定共趋府城南昌。由于相互间没有配合好，受清兵三路夹攻，曹志明阵亡。曹国祺率兵退走湖广。曹国祺是这样一位反对民族压迫的文武兼备的志士。他经常和宋应星议论时事，有共同政见，所以才鼓励宋应星写出《野议》一书。

    刘同升（1587—1645）是宋应星另一位在明末举兵抗清的友人。刘同升字孝则，又字晋卿，江西吉水人，1621年中举人，1637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为人正直清廉。当时杨嗣昌夺情（父母死了不守制仍做官）进入内阁，刘同升和翰林杨廷麟等联疏弹劾杨嗣昌，被降职为福建按察使知事，因生病回家。1644年后，写了《哀志诗》一百首表明志向。后携家眷进入福建，和他的学生杨廷麟等人举兵抗清。南明唐王立后，加刘同升为祭酒，和杨廷麟一起从福建进入江西赣州，起兵攻取吉安等地，又加刘同升为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巡抚南赣。1645年南都陷后，刘同升因悲愤呕血而死于赣州。生前著有《明名臣传》等书。

    宋应星和刘同升有30年之交。1610年，宋应星和刘同升第一次见面，曾约好30年再会，30年后果然相会，并一起怀念了他们的老友李匡山。宋应星还有一位叫陈弘绪的多年往来的密友。陈弘绪字士业，江西新建人，1638年出任山西晋州知州，后来因为触犯阁臣刘宇亮，被降职为湖州经历，改知舒城，1644年后和南明阁臣史可法（1602—1645），姜日广，刘同升等人联络抗清大事，著《宋逸民录》，赋《江城怀古》诗表达他的志向，入清后，清政府多次征招他去做官都不去，只答应撰写《南昌郡乘》以怀旧。所著都收入《陈士业先生集》中，1687年刊行。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陈弘绪的全部著作都列为禁书。

    陈弘绪《石庄集》中的《屯田议》《盐法议》和《水利议》等，与宋应星在《野议》中的一些观点非常相近。陈弘绪和桐城方以香（1611—1671），江西姜日广，刘同升等人都是明末的“复社”成员。宋应星和姜日广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姜日广字居之，号燕及，江西新建人。1615年和宋应星同榜中举，161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进编修。1626年和给事中王梦尹一起出使朝鲜，不收受朝鲜的馈赠，回来后还向朝廷汇报海外的情况，有八件事对军国大事有用，大多被采用。魏忠贤因为姜日广是东林党人，把他罢官。1628年，朝廷以右中允官职重新起用，官至吏部右侍郎，后降职为南京太常卿，称病回家。1642年又被荐举为詹事，负责南京翰林院。

    1644年以后，姜日广和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商议拥立潞王，建立南明朝廷，但马士英一伙阉党则拥立了昏庸的福王。姜日广被马士英排挤出朝廷，辞官回江西。1648年，降清的南明将领金声桓以姜日广为号召，发兵反清，兵败阵亡。1649年，姜日广投家池而死，生前著有《皇华集》等书。宋应升的次女嫁给了姜日广的孙子姜鹿初，因此，姜日广也是宋家的亲戚。宋应星的师友们多半都是有才学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他们做官以后，都是和明末阉党、邪派官僚相对抗的较为正派的官吏，并经常在官场中遭到排斥，有的还属于东林、复社。他们都对明末社会的腐败和阉党的横行表示不满，主张改革弊政，以缓和社会矛盾。他们都有民族气节，反对清朝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压迫，有的还直接在清初发动武装抗清斗争。他们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的活动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他们和宋应星有许多共同之处。

    宋应星推崇的是这些人，反对的是那些世家大族、显贵闻人、阉党、邪派官僚、炼丹求仙者等等，如《怜愚诗》第6首：

    “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

    直待饥寒群盗起，先从尔室报冤仇。”

    再如第9首，他讽刺南宋时的祸国权臣贾似道，在杭州葛岭下修“半闲堂”，纵情于声色，贻误军国大事，实际上发泄的是对明末祸国奸臣的不满：

    “乘胜元兵已破襄，葛坡贾相半闲堂。

    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岂足伤。”

    再如第13首讽刺阉党魏忠贤，崔呈秀：

    “宦竖么么移浊躬，投缳旅店疾如风。

    官高经略师徒丧，俯首求生贯索中。”

    魏忠贤，崔呈秀从1621年以来把持朝政，弄得国破民穷，激起公愤。1627年8月，明熹宗朱由校死后，其弟朱由检即位。朱由检平日就知道魏忠贤的罪恶，即位后，魏党自危。11月，朱由检安置魏忠贤在凤阳。这时奏劾魏党罪恶的官员越来越多，魏忠贤知道后，在阜城旅店中投缳自缢，同月崔呈秀也自缢。所以说：“投缳旅店疾如风”。“官高经略师徒丧”句，指1619年辽沈之战中丧师失地而被下狱处死的辽东经略杨镐。杨镐败后，朝官们推举熊廷弼为经略，但熊廷弼督师时多次遭到阉党王化贞的破坏，广宁之役又告败北，朝廷遂屈杀了熊廷弼。

    第20首嘲笑桐乡近宦：

    “桐乡近宦一何愚，欲积鎏金百万余。

    数未盈时冤已集，一夫作难委沟渠。”

    第27首讽刺炼丹求仙者：

    “天垂列象圣遵模，为问还丹事有无。

    万斛明珠难换颗，痴人妄想点金须。”

    第39首：

    “人到无能始贷金，子钱生发向何寻。

    厉词追索弥年后，生计萧条起绿林。”

    总之，宋应星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由于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进步的思想观点，在科学和其他一些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