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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发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发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发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发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腐败，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超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