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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划拨的学术经费。待遇不算不优厚，但卫灵公并非想用孔子治国，而是借孔子的国际盛名来给自己装一点文化门面，孔子只在卫国呆了十个月，就拂袖而去，留下了面色尴尬的卫灵公，以及还在幻想见到孔子的南子。
公元前495年，57岁的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来到了位于今河南周口附近的陈国，继续寻找自己的梦想。陈国是个小国，地不广，兵不强，君不明，臣不贤，在孔子去陈之前，陈国就已经沦为南方强大的楚国的附庸。此时楚国实力衰落，但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国又以极快的速度崛起，陈国经常被吴国踩来踩去。以陈国这样的破烂局面，是不可能给孔子提供施政空间的，但让人意外的是，孔子在陈国足足呆了三年。
做为一个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陈国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孔子来说早已失去留下去的意义，孔子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至于下一站，孔子的选择依然让人有些意外，孔子选择回到了卫国。
上面讲过，当时诸侯中，最适合让孔子推行施政思想的，除了鲁国，就是卫国。孔子曾经说过：“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暂时无法回到鲁国的情况下，回到卫国等待机会是个不错的选项。
卫灵公年迈不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如果上来的新君能有志于强国，必然会重用孔子，这是孔子的如意算盘。孔子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他自负的告诉别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只要给我机会，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有能力让旧貌换新颜，这是何等的自由豪迈！
孔子曾经和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子路有过一次谈话，内容是假想中的在卫国施政的预备纲领，这段谈话应该是在从陈国回到卫国的路上说的。子路问孔子，如果卫灵公重用老师，老师会如何治理卫国？孔子的回答非常干脆：“必先正名”。
这让子路产生了疑惑，治国为何先正名，孔子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说的“名”，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道德秩序，孔子重视“名”，不是乱放空炮，而是有现实政治原因的。卫国太子姬蒯聩和庶母南子不和，姬蒯聩不想在继位之后当傀儡，想除掉南子，结果被南子在卫灵公面前告发，姬蒯聩仓皇出逃宋国，南子基本上控制了局面，而且卫灵公也答应了立南子的儿子姬郢为太子。
春秋时代，各国内政普遍混乱，争嫡夺利的丑剧不断上演，南宋学者胡安国对孔子的这段话有非常精辟的评价：“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是任何一个时代末世大乱的典型社会特征，所以重正礼教，恢复西周时的社会道德秩序，是孔子现阶段施政的重点，只是他一直没有施政的机会。
虽然孔子回来的消息在卫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卫灵公亲自出城迎接孔子，这是很高的政治礼遇，但孔子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虚与委蛇的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遗憾的是，卫灵公“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他只想通过尊崇孔子来追求爱贤的名声，并没有打算重用孔子。所以《史记》说“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
就在孔子去卫的当年（公元前493年）夏天，卫灵公就伸腿瞪眼见阎王去了，因为太子姬郢拒绝继位，南子只好立原太子姬蒯聩的儿子姬辄。其时在晋国执政的赵鞅想利用原太子姬蒯聩大作文章，派兵护送姬蒯聩入卫，被卫人打退，卫国政局严重动荡，孔子也失去了留在卫国的意义。
屈指算来，孔子从鲁国出走，游历天下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一晃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孔子除了换来一身的疲惫和灰尘，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孔子和晋文公姬重耳的在外游历很相似，不仅是在找自己的政治买家，更是一种人生的积累。
曾经的孔子，特别是在鲁国执政期间，有些锋芒毕露，杀少正卯便是孔子性格中强硬刚狠的证明。但在外游历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反正能让孔子的性格沉淀下来，孔子的为人和政治思想体系也日益成熟。
有个小故事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孔子有次路过郑国，与学生们走散了，孔子满面尘垢，破衣烂衫，神情疲惫的站在城东门。而此时他的学生们也在寻找老师，有个郑人告诉子贡，说他在城东门发现一个非常落魄的老头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子贡找到孔子，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原以为孔子会大怒，没想到孔子朗声大笑，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只丧家之狗，郑人没有说错，这就是豁达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