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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一朝的典章礼仪，规矩律例，影响有唐一代。有夏以来，三王以降，文韬武略，无出太宗之右，太宗本人也颇矜能伐功。适逢隋唐之际，华夏兴盛，四夷不振之时，太宗急欲建万代基业，做旷世君主，德过三皇五帝，功过秦皇汉武。区区华夏之尊，已容不下太宗的远大抱负，做天下的共主，才配得上太宗的雄才大略。故廷议之前，方略已定，成竹于胸。
彦博之策，本是太宗所欲；魏征之言，纵是可行和妥善，只是本非所欲，虽能洞察其理，但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据理而自制，故虽有善纳谏言之美名，但急欲建立空前绝后之功业，故听而不纳。自此胡人长期盘踞河南之地（即今河西走廊，汉武帝从匈奴夺取之后，一直属中国所有，此地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中国培育与放养战马的最佳地域，将其送给胡种，一旦不归所有，无异自毁长城，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从此断了华夏反制来自北方的军事命脉。华夏文明以后的祸患即发端于此。太宗之后，高宗、武周、玄宗的门户更开。
开元之时，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信用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除郭子仪是汉族大将外，无论敌友，统兵者均非华夏之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蕃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之，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李怀光、仆固怀恩、阿跌光进等）。从太宗朝的开门揖盗，到玄宗朝的借鼠守仓，唐王朝自己种下的祸根，迟早会生出怪胎。没有安禄山，也有其他的胡人作乱。
从公元621年削平群雄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们极力推崇的唐王朝仅给华夏万民135年的休养生息（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之一，这个时间并不理想）。其间虽然经历多次战争，除了徐敬业起兵谋反武周外，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扩张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量异族民众进入华夏的心腹地带居住，唐王朝的幅员进一步扩大。近世人们所称颂的大唐国国土历史第一，指的就是开元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
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和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安史之乱刚息，藩镇之祸又生。太宗时代迁入腹心地区的胡人，或平乱有功受封，或因招安受抚，从此割据河北、陇西、山东等地，连传统的华夏领地也有不少失去控制，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藩镇割据，无力统一，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从某种意义看，晚唐的气象倒和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