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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手。
围绕星隧和资源型星球的星际战争从宇宙纪元68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天魁政权宣称成立全人类统一超星系团国家的696年。这个阶段的战争一般被认为是相对前十多年而言的，统一战争第二阶段。这三十余年的统一战争，是到那个时代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员最多、投入资源最多、波及疆域最广的战争。这次历时三十多年的战争，截至宇宙纪元700年之前的战争而言，比起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了数百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据可靠的统计，全球约有一亿人死于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灾祸和饥饿中。而在这场历史学家们称为“天魁统一战争”的长期征战中，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二十亿人，包括平民和士兵死于非命。同时，在这三十余年的兼并战争中，有不少于三十个适于住人，以及不少于两百个次级或纯粹的堡垒星球被夷为焦土或直接被炸毁。这些住人星球被生化武器和廉价的裂变武器狂轰滥炸后变得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住人，变成人间地狱般的“死亡星球”。
这些星球，有些仅仅是因为处于星隧，或是大质量星体引力弹弓区的要冲，而惨遭屠灭。有些，则是因为它们为自己所在的政权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战争后援，而被对手“绕道”偷袭，成为了历史中惨烈的回忆。
公元5世纪克洛维建立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并建立最初的分封和领主-骑士制度。而从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来看，最早的分封制度出现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之后，虽然后来在刘邦建汉、司马炎建晋后分封一度短暂地回到了国家舞台，但从更广大的历史尺度看，中西方在这方面确实大相径庭。总之，任何时期的统治手段无法脱离该历史阶段的技术水平。
在十九世纪电报投入大规模应用前，以跑马为信息与军事投放速率的古代，选择封建多中心的城邦，坞堡为行政体系，是东西方最初，也是社会自然会趋向的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形成中国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传统中央地方政治形态，功劳更大的应该是秦始皇和先秦法家扫六合的功勋，一直到文景武帝，这几位内法外道的传承。而儒家的学说，更多的是作为后期维持整体统治的手段出现，毕竟在“暴秦”的实践下，纯粹的强权或军国体制虽然能短期维持这样疆域的国家，但要长期如此却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成本。
即便是儒家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在一直变化。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草创，到汉朝称为官方意识形态进而发展为知识门阀，然后成为两晋那样的“王马”那样的世族政治，再在南北朝战火摧残后再在隋唐两宋后以科举的形式再次成为政治力量。从技术角度说，这确实是在古代通信与军事投放，甚至政治统计手段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维持中国那样的郡县制集权帝国，长期实践以来得到的较为低成本的方式。
而在时间进入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如果我们回顾开始使用电报的晚清，到二十世纪代中华或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圈赢得的几次对外战争或是独立战争，无不体现着这套政治体制在现代通信和军事部署条件下的优越性。
如果说地球时代的两种主要社会治理方式——民主和共和，某种程度脱胎于古代西欧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各城邦之间丛林法则下的妥协和表面上的平权。那么这种在更大区域内增加内耗的形式，历史学家们和政治理论家们认为终究会在技术的进步下被时代抛弃。
以上这种社会内部治理机制的矛盾和政权之间的矛盾，战国时的中国是这样，加起来有千年中国分裂时期是这样。后来，直至小行星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时期之前欧洲是这样，甚至到了星际时代的人类政权之间，大家还互相使用自身掌握的某些节点性和垄断性资源相互讹诈和攻讦。
这样的情况和问题，在人类开拓室女座超星系团的前一千年，由于疆域、资源、人口、科技、社会流动性的空前高速发展而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正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没有通过妥善的解决，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在天魁政权统一超星系团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总爆发和总宣泄。
正是由于这些长期的多方面、系统性的问题，又加上天魁政权本身迷信于军事和政治手段的天性与内在治理结构逻辑，使得该政权掌握整个星系团整体性的时间，仅仅持续了十三年。但是，这十三年的统一对后面二千年的人类宇宙开拓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是人类星际历史上第一次波及到几乎所有住人星球、星系和星区的全面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夺取的生命堪比人类有信史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
这是继地球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的全球信用点体系公布并施行后，全体人类第二次，也是星际时代第一次全面实现了全人类的货币统一。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如此大规模的交通工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因为某个单一工程计划而造成的最大规模战争，也是为此牺牲人数最多的战争。
这也是人类步入开拓宇宙的时代之后，在星际尺度下重新建立的第一个新的统一全部人类的政权。而这也是直到《人类宇宙开拓史》出版为止，大家公认最短命，也是第一个崩塌于人民起义的全域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