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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一个印度文化中所指向的天球上星座。九曜系统分别为太阳、月球、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和罗睺、计都九个太阳系内的天体与自然现象，其中罗睺和计都分别代表月球轨道与黄道的升交点与降交点。
上述三个典型的古代占星系统都蕴含着复杂，但基于天体观测和先民对大自然理解的成果。若以统计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占星系统所囊括的排列组合结果的数量级都在亿亿，即十的十六次方以上。
用前面的篇幅来叙述古代人类的几个占星术体系，绝非用来嘲讽和蔑视先人的智慧，相反，是感叹和佩服，人类自从开始拥有文明以来，都在穷尽自己的智慧来解析自己，解释环境，认知宇宙。当我们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复杂庞大的占星系统时，不由得来类比后来人类基于各种技术手段和观测结果构建的自然科学系统。我们会发现，也许这二者有时代、认知范围以及科学手段的差距，但对于知识本身的总结和追求，却没有本质的区别。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无法诟病由于知识和认知范围的缺失，而构建出不够完善甚至是错误的知识体系。以天文学为例，在地心说、盖天说、浑天说的年代，确实这些理论相对比它们更飘渺的神话体系，更能解释那个时代人们所能感知的宇宙。即便在日心说刚被哥白尼发表的时代，依然因为个别重要问题在日心说体系下依然不能给出比地心说更精确的描述，而导致直至伽利略时代，地心说依然占有统治地位。
人类对于认知的渴望总是喜新厌旧的，当拿起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的伽利略，用更精确的观测和精密的数学，使日心说能解释更多人们肉眼可见的天文现象时，数年之间地心说便被彻底抛弃。而在艾萨克·牛顿爵士以经典物理学引入天文研究，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太阳也非宇宙中心时，日心说也被很快抛弃了。
时间进入十九到二十世纪，那个科学大发现的年代，虽然望远镜的口径比起伽利略和牛顿发明折射和牛顿式反射望远镜的年代有了几十倍的增加，天文学家们也借助大口径望远镜和照相技术定义了更长更多的星表，直至埃德温·哈勃定义系外星系之前，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依然没有跳出银河系的范畴。同时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的年代，宇宙依然被认是静态，而仅在数年之后，大爆炸模型的发表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使得人们对宇宙模型的认识又一次快速的被更新。
后来，暗物质和暗能量从被猜测、观测、定义到而今的可以被应用，依然是遵循着人类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认知边界最全力的冲击而得到的。
今天的人类，已经通过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机制而形成的星隧旅行至在宇宙中，仅是沧海一粟的室女座超星系团几乎每个角落，但人类又怎能站在这样的时间点上，站在这种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历史事件、科技发现、每一个个体和整体所造成的因果关系的总和所塑造的今天，来用看待无知和迷信的眼光来审视过去文明中的点滴？
在二十三至二十四世纪暗物质和暗能量开始被系统研究以来，这些尖端研究的成功自然马上被用于宇宙学的观测和探究。而在这样的体系下，人类对宇宙的概念，又比二十一世纪初的九百亿光年可观测宇宙范围，通过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加入，又扩展了数万倍。在认知更多的情况下，宇宙又同时对人类提出了更多问题：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是否在更小尺度上能统一成更基本的粒子？也许在能回到这个问题后，今天的认知体系和科学理论，又将被更快的更新和迭代掉。
回到占星术的话题，人们自古以来希望能更多的掌握自己，掌握世界的命运。物质的世界被自然科学越来越准确的定义，而往往如果谈到有关人类的命运和未来，在一开始还能在科学或社会学范畴内，用有一定“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平行宇宙和社会心理学来探讨，但这样的讨论在数千年来，往往最后会被自然的引入玄学和哲学的范畴中。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人类已经可以在超星系团这样的尺度里自由驰骋的时代，人类依然没能找到比四千年前那些占星术更好的办法来预测自己的命运和未来。至今，还有大量的人，在使用那些古老的，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形而上理论，每天、每月、每年在猜测、暗示、总结着自己的过去的行为和未来的命运。
我个人相信，人类的发展，正如我们对自然、对宇宙、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认知一样，是基于恐惧和懒惰。对饥饿的恐惧让人类不断更新自己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技术，对懒惰的渴望让人类不断发明让自己解放双脚、解放双手、解放更多身体器官劳作的机器与设备。
正如十九世纪时古代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至今依然再版的小说《双城记》开头所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
本文全文摘抄于《人类宇宙开拓史》第四部，《人类文明史简述》第三部分，《论述集》中收录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