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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受阻的描述。当然,因为对于南方的疾病不了解,这些都是夸大其词。
唐朝攻打南诏国时,为何损失惨重?《资治通鉴》记载,754年李宓领兵七万征讨南诏,结果将士十之七八死于疟疾和饥饿,由此导致全军覆没,李宓被俘!对此,白居易有诗云,“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可以说,几乎每一次在南方或越南缅甸地区的作战,史书上都有“军中大疫”的记载!在这一种情况下,中原王朝自然很难持续,所以每一次都是打败对手之后,就匆匆班师回朝,饮恨东南亚,根本没办法长久作战,原因就在于无法防范疟疾!
其实,对于疟疾问题,西方人也没有好办法。在殖民时代,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在殖民南洋时,开始也只是占据一些据点,并不敢深入内地,除了实力不足之外,还因为疟疾问题!
在19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时候,疟疾的发病率甚至超过70%,死亡率更是达到30%。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已经有了奎宁,但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很高,对西方人也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由于疟疾而造成减员有数十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上更为严重,尤其是热带地区的岛屿上,疟疾让美日双方头疼!
最著名的是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因帕尔战役还没有开始时,10万军队就有6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如果没有疟疾,日军一旦打进印度的话,二战格局又将如何?关于疟疾,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曾发过一句经典的牢骚:“我的士兵 1/3
得了疟疾,1/3 在照顾疟疾患者,只有 1/3 能战斗。”
实际上,一直到越战期间,疟疾依然是东南亚战场的关键阻碍!1967~1970年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损兵80万人!
疟疾还有一个名称叫隔日虐,就是你今年患上了疟疾,挺过来了,明年这个时候还会发作,又来一回,很难断根,搞得人苦不堪言,在海南,赣南都有这种疾病。
东南亚闷热,潮湿的天气,加上蚊虫叮咬,很容易得皮肤病和其他疾病。对于这些困难,除了青蒿,蚊香,蚊帐,加上一些诸葛行军散之类的中药,刘丹没有其他办法。不过只需要在海边建立几个节点城市和港口,不需要深入内陆雨林地区,相对来讲情况稍微好一些。
桓宣道:“让他们不要征服,开始找一个落脚点就行,慢慢发展,这样困难就少一点。另外江东的一些士族土豪,占有大量的土地,让王含把他们全部带走,我们今后土改的阻力也会小一点。我们在福建经营得不错,可以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
钱凤这边事情的基调定下来了,下面就是关中刘曜的事情。
六月,石虎抓捕了刘岳及其部将王腾等八十多人,还有氐羌三千余人,都押送到襄国,坑杀士兵一万六千人。八月,刘曜兵败退回关中,到渑池时,穿素服哭祭,七天后才入城。而郭默南奔建康,李矩部下率众二千投降后赵。石生占领整个河洛地区之后,兵寇方城,被击退之后没有恋战,退出方城古道,方城守军也没有追赶。
十月刘曜派出使者到襄阳,要求和荆州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石勒,并且要求襄阳提供火枪火炮,刘曜愿意用战马交换。
结成联盟当然不能答应,要不然石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襄阳了。至于枪炮嘛,这个问题要商量一下。
“关中有不少战马,我们要想办法弄过来。”参谋长叶涛道,“我们以前换回来的马匹大都是老马,有的只能拉车耕田,叶瑾跟我说了很多次了。”叶瑾这个骑兵旅长有点名不副实。
这是一个现实的困难,铁器,粮食,马匹这些战略物质都是刘曜和石勒政权强力管控的,禁止母马交易,限制马匹交易,通过商业贸易获得的极其有限,而且母马很少。今后*进攻关中、洛阳和黄河以北地区,没有战马根本就寸步难行。而且内陆地区的战马因为没有驰骋之地,体力和耐力都不行。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政。正如北方游牧民族对于江淮密集的水道望水兴叹一样,中原对于北方广袤的草原也是仰天长叹,一个要下马操舟,一个则是要上马骑射,都是需要干自己不擅长的活计。
古代职官有一个“司马”。马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占据重要地位,春秋以前的职业化军队主要由贵族出身的子弟组成,战争方式主要是战车的列阵对阵冲锋,而古代的战车是由马拉的,所以马的地位极其重要。形容哪个国家军力强盛,就称呼它为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类的,由于这层关系,司马其实是专门负责管马匹的官,是非常重要的军职。殷商时代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亦加于骠骑将军;后汉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