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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文中曾简单提到过，德尼是在今年5月底经李鸿章推荐来到朝鲜，袁世凯受李鸿章嘱托，要他帮助德尼在朝鲜政府谋一职位。为这事袁世凯直接面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政府任命德尼为内务署协办兼管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照理来讲，如此大的恩惠，只要他是个会讲人话的动物，都会对此感恩不尽。可这头美国猪却不然，反之却对袁世凯恩将仇报。
德尼上班不久，就被群小之一亲俄派的金嘉镇当作头蠢猪遛上了。亲俄派以为德尼此次前来朝鲜，又是袁世凯直接面见国王安排的差事，肯定是帮助朝鲜和睦清国的，就有意调拨德尼与袁世凯反目，进而从中渔利。金嘉镇告诉德尼，其实你来朝鲜袁世凯很不满意的，说你有碍手脚。德尼听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就狠起了袁世凯，要不怎么说这人是一头猪，而且还是一头蠢猪呢？于是，德尼在公开场合撂起了响炮，说我德尼是李中堂推荐来的，袁世凯不满意又能怎么样？袁世凯得知这一消息，就把德尼叫来，进行了一番善意规劝和解释，告诉德尼绝无此事，这纯系小人有意挑拨你我。德尼表面上也答应了，绝不相信这是真的，心里却从此跟袁杠上了。
“朝俄密约”事件平息后，中朝宗藩关系与大清宗主地位虽然暂时稳定了下来，可是，诸闵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却开始恶化起来，甚至到了敌视袁世凯的地步，生着法地也要将袁世凯挤出朝鲜。德尼闻到这股腥味儿，便迎着风地主动献策诸闵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其时由于“朝俄密约”事件刚刚平复过去，诸闵政权似乎还大敢明目张胆排挤袁世凯。今见德尼主动上门帮忙，而且这个德尼跟袁世凯还结有私人恩怨，诸闵一下子乐坏了，就赏给德尼一包银子。德尼接了银子，向诸闵打了个保票，便去了天津。
德尼到了天津见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天津海关税务德司璀琳，请其帮助他拜谒李鸿章，哪知德尼一见到李鸿章就语出惊人地要求撤回袁世凯，不然朝鲜的事就很难搞。德尼刚说完，就立即招来李鸿章一通怒斥，并申饬他回朝鲜做好自己的事，袁世凯出什么问题，老夫自有定断，你一个外国人没资格插嘴我北洋的事情。吓得德尼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督府的。就连陪其一同前来的德璀琳也被惊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德尼直到回到住处，还在惊恐不已。惊恐之余，他又想到，自己这样作死，万一李中堂告知了袁世凯，那个“活雷神”还不得一天活刮我一百次呀？于是，德尼又去见德璀琳，想再见一次李鸿章，把自己说过的话再说过来。可说什么这次德璀琳也不干了，于是他才去找了周馥。后面的事，在前面袁保龄给袁世凯的信中已经提到，不再赘述。如果说德尼这回抵津攻讦袁世凯只是为了报一已之怨的话，那么回到朝鲜后德尼瞬时间就彻底地背叛大清，一股脑地投进了闵妃的怀抱，与诸闵结成同一条线，开始与大清共同为敌。此是后话。
转眼到了1887年，这年，水月间的一天，朝鲜外署督办金允植致函袁世凯：凤山、永平、延安、兔山均有游勇滋事，请予拿办。袁世凯见是老友亲自来函，便决定立刻查办，况且管理在朝的清国商民，也属他这位“总理”的职内之事。
其实去年这个时候就曾在这一带发生过几起游勇激民聚结闹事的事情，只是那时袁世凯刚刚上任，事情繁多，没太多精力查办。不过呢，你让袁大“总理”搞搞外交，或带带兵，这都没问题，真要管理这些“三无人员”，一下子还真不好下手。为这事儿，袁世凯还专门讨教叔父袁保龄，叔父在回信中告诉他：
游勇滋事，不能不略用刑诛。然而此辈失业，亦很可悯。搜捕之后，派人押送至烟台，厚给资粮，咨请地方官照料，押送出境，方是正办。我辈居多故之时，掌生杀之柄，执法不得不严，但存心不可不厚，万般无奈而用重辟，当念圣人衷矜勿喜之训，切勿任意杀人。承平之世，每岁秋决，天子素服以临之，所以重民命也。兵戈即兴，威尊命贱，然好杀人者其后多不昌盛。昔我先考端敏公握帅符十年，性不喜杀人。今日我辈仰承余庆，子孙繁昌，报施不爽，天道昭然。愿你牢记这些训言，书写下来，以防遗忘。
叔父的话不可谓不推心置腹谆谆教诲，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按照袁保龄信中所说全部照做，而是在派出各路人马搜查围捕到这些游勇激民之后，经过审查，楞把一个叫王清明的首恶给就地正法了。这就有所“违规”了。因为这些游勇激民多数来自清国沿海各地，也有来自鸭绿江北岸的庆军兵痞和不法分子。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迫于家庭困境而来到朝鲜谋生计的商贩和农户，只有为数极少的不法之徒经常聚众滋事，甚者骚扰官府，勒索钱财。在抓到这些寻衅滋事者后，袁世凯要做的只能是将其押解回国，移交地方官衙处理，不可越权杀人。可是袁世凯认为，这些人闹得实在太过分，都惊动朝鲜外署，搞出外交麻烦来了。你今天将他们遣送回国，改天不定哪会儿一迈腿又过来了。周而复始，哪天才是个头？照此下去，我这通商公署干脆挂牌“遣送站”算了。不行，必须杀一儆百，看他们今后谁还敢轻易聚众滋事不。
尽管两次“朝俄密约”均为捕风捉影的产物，就连中外的历史学家对于到底有无书面文凭难下断语；尽管两次“密约”两次遭到扼杀，击碎了朝鲜王室引俄保护“引俄拒清”的阴谋，但是，两次“密约事件”的发生，却对当时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产生着极其恶劣的影响，更加剧了朝鲜对大清“上国”的离心。因为虽然清国表面上扑灭了两起风波，但朝鲜王室却并未因此而放弃自主之路。他们步调一致地喊着口令，“齐刷刷，大家一起向西看！”
1887年5月，已经从香港流亡到上海的闵泳翊一为衔恨“上国”拒绝“避难”，二为告密行为“将功赎罪”，从上海拍发密电到朝鲜国内，主张派公使常驻欧美国家，乞求欧美列强的援助以抗拒大清。闵泳翊这招不可谓不毒也。因为正是有了他的主张和建议，这才又引发了之后长达数年的“朴定阳事件”。
闵泳翊的主张和建议，得到了一个人的积极呼应和配合，这个人就是德尼。
自从德尼在天津饱受李鸿章一通怒斥加申饬回到朝鲜，此人非但没有践行自己在李鸿章面前承下的诺言，反而更加变本加利肆意诋毁和漫骂袁世凯。由于其为李鸿章向朝鲜所推荐，袁世凯并不想拿他怎样，如此以来，袁世凯倒是将自己经常被动地，陷入一种十分难堪和尴尬的境地。这样反而是助长了德尼的嚣张气焰。
德尼与闵泳翊多次以密函的方式，密谋于汉城与上海之间，多次进言国王李熙和闵妃，采纳闵泳翊的主张，派出公使常驻欧美国家，借西方列强之力抗衡大清，只有这样朝鲜才能逐步摆脱大清，实现独立自主。同时，德尼还向这对软弱智浅加刁钻狠辣的“姐弟组合”，道出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在“朝俄密约”事件发生过程中，袁世凯曾与大院君李昰应一起密谋废王，还有金允植也参与了这件事。国王李熙听了一阵后怕，打脊梁沟往外直窜冷气儿，闵妃更是牙齿咬得“咯咯”响，心里狠死了袁世凯，往日的“战斗情谊”就此一扫而去。
于是，国王李熙和闵妃下定决心，将率领整个“团队”齐刷刷，大家一起向西看。这会儿人们不禁会问，德尼是哪里得知这一秘密消息的呢？后来有人根据当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推测，这件事极大可能是闵泳翊告知德尼的。
当时情况是，由于“密约事件”闹得已是风声鹤唳，而国王李熙和闵妃背清投俄的行径日益猖獗，所以袁世凯在未经李鸿章同意下就准备废黜李熙。袁世凯秘密招来大院君李昰应商议废黜李熙，另立大院君李昰应长孙李埈镕为王，由大院君李昰应摄政。袁世凯把这一计划告诉了金允植，邀他一起参与这件事，金允植开始还有些犹豫，不过最终还是同意了袁世凯的计划，并将这一计划告诉了诸闵中唯一亲清派闵泳翊，约他共扶持大院君李昰应摄政。但此事后来为李鸿章所制止而中途夭折。因此以理推断，说这件是闵泳翊告知德尼的应为不谬。当时国王李熙和闵妃曾听到过这个风声，还差点儿没吓死过去，今天听德尼这么一说，更加确信“废王”一事并非空穴来说，而且金允植还是个直接参预者，这让国王李熙和闵妃实在难以容忍，从此闵氏一族开始极力构陷挤兑金允植，决定伺机拿掉其人。
对于计划向西方列强派驻公使之事，朝鲜王室和闵氏集团搞得极其诡秘，不想再象前些次那样，事情刚冒出个萌芽，便被袁世凯一狠手给连根掐了。为使这一重要决策能够得到顺利实施，他们还成了一个专门行动小组，由闵妃亲自担任组长兼总策划，德尼任副总策划，其它人如诸闵外戚，个别重臣等为“专门行动小组”组员，整个小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这些所有的人均为亲西方派。他们把这次“遣使”策划安排得很周密，共分三个实施步骤，接着便与袁世凯开始了斗智斗法。
1887年6月上旬，闵氏集团借口外署督办金允植给釜山前佥事金完洙非法贷用的日人债券盖印一事而将其罢免，后又将金允植流放到了忠清道沔川。金允植从此被彻底排挤出朝鲜政坛。直到1894年日人占领朝鲜，新政府在成立当天下令将金允植赦免并授职江华留守，金允植这才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之久的流放生涯，重新回到政坛。
罢黜金允植便是闵氏集团开始实施“遣使”计划的第一步。金允植既是事大党人，又是袁世凯的老友，他们想以此引开袁世凯的注意力，这样才不致使袁世凯轻易地就盯上他的阴谋行动。
第二步是，8月日，派出闵泳骏为驻日公使，其意隐含与大清平行之意，同时也是在试探大清“上国”。按照宗藩大体品秩，属邦往他国派出外交使节前，必须要先报请宗主国的批准。朝鲜这样做而不见“上国”有什么反应，等于是成功开启了“先派后咨”的先例。这下这帮小团伙的胆子可就大起来了。开始冒宗藩关系之大不韪，公开地迈向了第三步亦是最后一步计划的实行——遣使。
1887年9月16日，在袁世凯毫不知情下，又由协办内务府朴定阳照会美国驻朝公使丹士谟：“特派协办内务府事朴定阳作为钦命全权大臣，前往贵国，驻扎京城，妥办交涉事宜，行将不日登程。”同一天，朴定阳还通知了朝鲜政府所聘请的驻纽约总领事厚礼杰（作者注：美国人），做好接洽工作，待其抵达，与同周旋。9月18日，朝鲜政府正式颁布国书，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国全权大使，沈相学为驻英、德、俄、法、意五国全权大使。
国王李熙颁布国书的内容是：
朕知此臣（作者注：朴定阳）忠勤综详，堪任是职，用特备书，着该大臣躬亲进呈，尚冀大伯理玺天德（作者注：意指美国总统）推诚相信，从优接待，准期随时入觐，代达朕之衷曲，得以益加亲睦，共享升平焉。
要说呢，小李国王和闵妃到底是俩小年青，一个刚脱稚气，一个嘴上没毛。一个年青无知，做起事来总显得心血来潮，不够稳重成熟；一个嘴上没毛，嘴上没毛办事就是那么地不牢靠，还颇以自负，洋洋自得。一对儿黄唇雏鹌安能斗过那只被李爵爷伸把了多年“老鹌”呢？他们自以为一招瞒天过海，事情做得是那样神鬼不知。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袁世凯是什么样人物啊，那可是个搞诡谋的老手了里。其实袁世凯对于闵氏集团这种小儿科的玩法，早已了然于胸。
当然这全赖于袁世凯在王室和政府里所笼络的那些“线人”。这些“线人”是袁世凯利用多种手段培植和扶持起来的，他们后来全都成了亲清派或袁世凯的知交。特别之人必有特别之能，袁世凯就是以已之“特别之能”挣饭吃的，否则，袁世凯在朝鲜一挺就是十二年，岂非是白白相与的？自壬午兵变始，袁世凯就把在朝鲜培植亲清势力，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极力结交朝鲜王室和政府中的要人，如赵宁夏、金允植、尹泰骏、金炳始、金弘集、鱼允中等，这些人不仅成了事大党人，而且与袁世凯也都成了莫逆之交。甲申政变中，赵宁夏、尹泰骏等多人被杀，事大党人几乎损失殆尽，袁世凯就加强了对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的扶植和极力保护。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尽展其能，尽施浑身解数将闵应植、闵泳翊两位闵氏贵戚以及手中握有兵权且又深得闵妃信任的韩圭卨、郑济镕、金箕锡、李钟健等人也拉了过来。甚至就连朝鲜王室里最有权势宦官金圭复、黄允明也甘为袁之驱使，宫中稍有风吹草动，这两人就会立时派小宦前来密报，而且连点儿酬劳小费都不要。到了后来，袁世凯在拉拢人上几乎成瘾了，连闵妃身边的人也不放过，洪在义在壬午兵乱中独自背负闵妃，一路狂奔逃出宫外，闵妃这才拣回一条小命，从此洪在义便成为闵妃最宠倖之臣，但不知袁世凯使了何以手段，竟搞得洪在义甘愿唯袁马首是瞻，但凡袁世凯有事吩咐，洪在义一定照办。由此可见，说袁世凯是特别之人，必有特别之能绝非虚词。有这么多人供袁世凯驱使，为其通风报信，闵妃放个屁怕是都小心着点，何况“遣使”这等大动静呢？
袁世凯有了上次的教训，决定对“遣使”再进行一番核查落实，最终确信无疑，这才密电李鸿章。
李鸿章这次很快回电，要袁世凯“谨慎勿躁，静观事态”。也许李鸿章也是基于上次的教训，生怕袁世凯再次来上个“轻心喜事”，这才很快就回了电的。
袁世凯初接李鸿章电饬，觉得这样也行。另具所知，朝鲜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子吃卯粮，加上闵泳翊逃跑时，还将小李国王“小金库”里的内帑金，狠狠地抄了一把，仅凭国库里的那几个嘣子儿，光是给这些人准备盘缠也需些许时日。但袁世凯又往细里一想，不对呀，大清驻美国的外交官称公使，而今朝鲜派出的亦称公使，且还冠以“全权”二字，这不等于两者并肩平行了吗？袁世凯觉得这不可以的，于是袁世凯想了招儿，那就是与朝鲜政府亮明观点，规定其：无论朝鲜对外派出任何使臣，一律用呈文，往来用衔贴，“上国”的公使对朝鲜的使臣用朱笔照会。袁世凯认为这才有点宗属关系的意思，他把这一想法内容报告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回说；我看行，给朝鲜外署发个照会，让他们按照执行。
朝鲜外署收到照会，立刻报告国王李熙，国王李熙吓坏了，一度表现出了疑怯之情，加之大臣均力谏派使为大误，尤为须眉晧首老相沈舜泽，更是长跪泣谏，李国王很是心怯地想，事情刚刚开了个头，得先稳着阵脚，千万不可节外生枝，再出什么岔儿，他命外署复照，就说已通知出使人员遵办。“五国使”沈相学接到通知，觉得事情有些不妙，立马打起了“退堂鼓”，谎称有病，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了。李熙只好改任赵臣熙为“五国使”。
对于朝鲜政府“遣使”一事，在袁世凯拜访各国驻朝公使中，各国驻朝公使的态度却反不一，英、德等国驻朝公使表示坚决反对，其余国家驻朝公使持观望态度，只有美国驻朝公使丹士谟对朝鲜“遣使”给予热心支持。
袁世凯之所以拜访这些各国使节，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在干涉朝鲜“遣使”一事上，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于英国人的“坚决支持，”这也在袁世凯的意料之中。因为在“巨文岛事件”结束后，英国人尽管未能达到其永久占领巨文岛的目的，但它却巧妙地利用了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迫使俄国人作出永不占取朝鲜土地的承诺，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原有秩序。倘若削弱了清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必定是俄国、日人甚至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大举进攻，这将巨大地影响到英国的全球战略。所以，当朝鲜决定“遣使”美、欧、日等国时，英国人立刻意识到，如果朝鲜“遣使”成功，就等向世界宣示朝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二百多年来的中朝宗藩体制必将就此崩溃，清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势必大为减弱，朝鲜半岛目前的均衡事态自然会被打破。所以当袁世凯前来拜访咨询时，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德福表示坚决支持袁世凯的对朝干涉。
也许是受到了这一国际议论的影响，在对待朝鲜“遣使”一事的态度上，袁世凯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由原来的以维护宗藩大体为基点，一下子转变为坚决制止朝鲜“遣使”。
作为大清国驻朝大员，维护中朝宗藩体制，“保藩固边”，制止朝鲜“遣使”是效忠大清国的不二选择，制止是必须的。并且他的转变态度，也得到了李鸿章认可，李鸿章还特意将此奏报了总理衙门。
就在这时，袁世凯收到“线人”密报，朝鲜政府已经为朴定阳、赵臣熙出使美、欧定下了启程的日子。
袁世凯更是不敢怠慢，遂于9月19日以后接连数日，照会朝鲜政府进行诘责，其中一个照会说：本总理于本月初二日奉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李开：韩交涉大端，向与大臣先商。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预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即知照韩政府查报，等因奉此。相应照会贵政府迅即查复，以便转报，望切施行。须至照会者。
朝鲜政府似乎对此早有准备，只草草地复照敷衍了两句，说“敞邦本无意派使，唯各国屡以遣使出洋为请，不得不派。”
袁世凯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态度强硬地要求朝鲜必须对前照“并未预商，即将前往”一节作出说明。
9月日，清廷接到李鸿章关于朝鲜遣使一事的奏报后发出谕令：朝鲜派使西方国家，必须先行请示，等待批准后再前往，方合乎属邦体制。
李鸿章接到谕令的当天即致函朝鲜国王李熙，嘱令该国外交，应遵循附属国的旧章。
朝鲜政府迫于“上国”天威和来自袁世凯的强硬态度的压力，领议政沈舜泽很快于9月4日复照袁世凯：
查本国向有交涉大端，必先商北洋大臣核示遵，非止一再。美国首先通好而派员襄助妥订条约，嗣后泰西诸国继至所好，后先订约，所有条约亦皆备文咨报，均经奏准，此皆交涉大端之先商者也。查本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内开彼此均得派遣使臣驻扎京城，商办交涉事宜等语，原约暨经咨报奏准，则约内所开各节亦皆邀准。而且各国派使来驻已有年所，本国并无派员前往，是以各国驻京使臣屡以遣使出洋为请，本国政府以朝鲜商民并互出洋贸易，而出使经费究也无着，不允其请，置为缓图。至近日而各国之请愈切，本国念及友谊，重违其请，乃派定欧美各国使臣，姑以塞西人之请。将此事由正拟商请傅相之际，适承来，殊甚歉愧。查向倒本国派使出洋，均系一面派送，一面咨行，并无先咨后派之例。是以本国曾简全权大臣派赴亚美日本等国，而均系去后始咨，此次赴美全权之行，自应接照向例办理。
沈舜泽向袁世凯解释了此次“遣使”原因，强调了派使是与各国条约中的内容，而与各国签约均已报请“上国”批准，故无须专门报告，且以派使日本为例，称去后始咨是接照向例办理，并没有违背惯例。沈舜泽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妙着，宣示了朝鲜派遣使臣出国的合法性。这等于将清廷的口一下子堵了个严实。让你清廷想阻止“遣使”却又找不到理由。袁世凯立即以电报形式将此复照全文发给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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