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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就连本人对自个儿的这东拉西扯的写法，也很不以为然。本来是写袁世凯的，干吗总弄个女人忽里忽现的嘛。
是的，纵览一些涉袁之著书或评述，莫不是一个模子倒出：写袁出生成长就像小学生“背书”，写袁之在朝十二年也是三、五笔草草带过，而一当写到袁之小站练兵、入阁，逼清帝退位乃至袁世凯当上大总统，顿时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不惜舍家本儿地重笔浓彩，大书特书，且书之“豪情万丈，义愤填胸，激情难抑”。笔下的袁世凯就像捧在一个脏着一双小手的坏孩子手里玩偶，在被其一番肆意把玩，变态绞杀后，变得污秽满身，不堪辩睹。如此浓重杀气，笔者甚为惶恐，故不敢亦不愿随波鼓浪，只好另寻“出路”。
至于“干吗总弄个女人忽里忽现的，”因为书者所书是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事，这里就有了一位无法绕过的重量级人物——闵妃。而且写闵妃就势必会牵出另外一个人物——兴室大院君李昰应。
兴室大院君李昰应在朝鲜李氏王朝中，是一位行为甚是诡异且十分个性的人物。他以摄政名义执掌朝纲十年，为抵御外侵，他不顾自危地对外敌发动两场战事，并严厉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在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执政十年间，尤其在“两场战事”后的外交处理上，作为“大哥”的大清国又都对“小弟”做了些什么呢？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要想弄清楚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就必须让历史和历史人物重视，就必须撕裂戴在大清以及大清的政治大佬们脸上的那付“大哥”的伪面具。
正是由于“大哥”的原因才使得可怜的“大院老头”更加深陷于一片内乱外患之中，当然这里面也有别的因素。闵妃——这位擅权谋而不善经国的混世女，正是利用了“大院老头”狡猾偏激和一再失策，经过十年磨一剑，终将其一举拿下。从此，三千里之三韩上下，云波诡谲，层迭起伏，及至上演了一场“诸国战三韩”历史剧大戏。
而袁世凯，就成了大清掷向朝鲜一杆标枪，他联手闵妃，凌驾王室，在“诸国战三韩”的战场上前击右挡，左冲右突，一战就是十二年。在这十二年，“大哥”又为“小弟”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真的要说做了，“大哥”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挟私自顾，变相出卖“小弟”，继而把“小弟”推至他人怀抱。且还时而紧密沾连，时而纠纠缠缠。
轮到一场“大戏”结束，闵、袁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戏中人物，一位被鬼子抹了肚皮烧成了灰；一位壮志未酬，铩羽而归，成了“落泪英雄。”
所以弄个女人忽里忽现就对了。
在“大院老头”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闵妃和她的娘家哥闵升镐两人很快就拟好了对付“老头”的阴谋计划，一个颇费手脚的“挖坑”工程开始悄悄动工。
闵妃不是傻妞，她很清楚自己有多大的能量，自己也就是王室里一个受人冷落的小媳妇而已，坑挖的再好，真要想把兴宣大院君李昰应这位权倾朝野的“庞然大物”推进去，亦绝非易事。咋办?那就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同时还得借助他人力量，还得“大院老头”自个儿帮忙挖。这就需要些智慧了。
闵妃的第一步是整合拉拢多方力量，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她很快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李最应，一个叫李载冕，前者是大院老头的亲哥哥，此人以前是个菜贩子，后来弟弟抖毛了，就跟着弟弟做点小工程，得不到重用不说，还时不时地被弟弟熊上一盘儿，内心里很是委屈，还时常怨恨着。后一个是大院老头嫡长子，由于是超龄青年未能象载晃弟一般继承王位，反在家成了待业青年，每天窝在家里都快憋屈死了。也许有人会说，闵妃这么做莫非疯了不成？这两人可都是大院老头最亲近的人啊，其实不然，闵妃虽但没疯，而且做得还很温柔。她要利用“权力”二字作饵，来勾钓这俩笨蛋。闵妃就向小老公李熙推荐两人，很快地，李最应被任命为武卫队长兼全面负责景福宫重建工程；李载冕被提升为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摄政助理。“再造”之恩当涌泉相报，就这样地，两颗因得不到权力和重用而长期郁闷的心被闵妃牢牢抓着了。从此云现宫里哪怕发生屁点大事，闵妃都是第一个先知道的人。
搞定这俩人的同时，闵妃还不忘一起工作两手抓：闵氏家族里的人只要是个活的还能喘气，甭管傻子、瘸子都给弄个一官半职。对此，高宗李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总觉着自己好像那个地方亏欠闵妃点什么，难得姐想活泼一下，所以这些人提拔任命还都以国王的名义发布。既然是以国王名义发布的，大院君李昰应自是不好再生异议，何况自己的哥和亲儿子也在其中。
至此，以闵妃为核心的一个内外勾联的新兴势力集团产生了。可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闵妃却依然不急于出手，不动则已，动则必须致敌于死地，她又开始了下一个布局的实施……
毕竟在云观宫“抱负”了那么久，人几乎都快憋出毛病了。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一执政，便风风火火，卯足了劲儿大干起来。
刚开始大院君李昰应很是干了几件让全国人民拍手叫好的事，比如改革用人制度，不重出身门第，惟以人才是举；消除控制王室权力的外部势力，惩戒贪腐暴敛，消除积弊，废除书院，以缓和严重的土地兼并等。特别是打退“两次洋扰”的战事上，老百姓很是给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执政，打了很高的满意分，民众支持率一路飚升。
关于“两次洋扰”，在这里很有必要细说一下：
“两次洋扰”分别是“丙寅洋扰”和“辛末洋扰。”
“丙寅洋扰”发于在1866年9月至10月间。此间和以前相当长一个时期，法国传教士在朝鲜四处传教，风靡盛行。这些天主教教徒人众广泛，上自王室臣僚，下至普通民众。据说就连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老婆闵氏夫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且还时不时地背着大院君李昰应三五成伙的来家传教。
那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刚刚执政伊始，只顾整治朝纲，巩固王室，对发生这些“非我族类”的东西,痛恨却无暇顾及。后当王室政权全面得到稳固，又凭借重修景福宫掌控了全国的人力财力大权,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刚刚腾出空儿,便开始收拾这些“非我族类”的东西了。
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朝就已形成了宗藩关系，沿袭效妨中国文化。李氏王朝以儒家思想立国，自认朱程理学继承得比“大哥”还棒。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本身就是一个饱受儒家思想的人，笃信宗明理学，特别是朱学、倡“卫正斥邪”论。以朱子的“性理之学”为“正学”，排斥异教邪说，尤其是西洋传来的天主教。就连王廷大臣大多数人对于法国传教士来朝鲜传教也十分反感。
1866年月日（丙寅年正月九日），在无任何先兆情况下，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以突然袭击方式，突然逮捕汉城天主教法人张敬一，继而抓捕法人传教士9人，朝鲜人传教士7人，及其信男信女老幼近百人，并统统处死。这次镇压杀戳被称为“丙寅邪狱。”
事件发生后，惊动了法国政府，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照会清朝总理衙门，称：朝鲜杀害其传教士，法国欲讨伐之，但因朝鲜系属大清国纳贡之帮，是以预先告之。
清政府收到照会后复照伯洛内，要求法国“先行据理查询究因何故，”反对法国“遽起兵端”。清政府一边抚慰着法国，一边如惊弓之鸟似地，由总理衙门向驻扎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后，驻扎在上海的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吴棠等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军事及行政长官,秘密通报法国对朝鲜的侵略计划，要求加强面对朝鲜半岛的中国沿海一带的防御。但对于“小弟”朝鲜,清政府只是稍带通报一下：注点意啦，法国人可能要找上门闹事儿。
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人家根本就不怕这个；谢谢大哥提醒，叫他妈的法国佬来吧，“小弟”顶得的，对“大哥”的咨报，兴宣大院君毫不惊异，一方面命令各沿海官厅强化国境戒备，一方为肃清内应者,加紧对天主教徒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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