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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利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 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作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4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兵车行》,徐燕孙作于1956年,现藏中国美术馆。描绘玄宗时连年征战,士兵出征时与家人惜别的情景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8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8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8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安史旧将、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5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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