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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念，那就是穷文富武。
但是在清朝中后期的旗人供养的投入大幅度下降，以及旗人的总体基数急剧增加，八旗制度的战斗力储备自然是一落千丈。
在清朝中期，随着家族繁衍，旗人人口日繁，而能当兵的数额是有限的，增加兵额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旧制，八旗每旗设十五缺，为十五善射，清语谓之托佛霍托。无论王公、文武大臣、侍卫官员、拜唐阿、兵丁、闲散宗室，概行拣选引见，而拜唐阿、兵丁列班在后，挑取极难。”因为“护军、马甲皆有定额”。
八旗为常备兵制，在八旗各佐领人丁中“挑补”旗兵，“择其能骑射，可供驱使者，额设兵丁之外，添设若干名”。但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进关前夕大约是三丁一兵，康熙年间是五丁一兵，乾隆年间是八丁一兵，以后兵的比例更小。”
每家“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靠着一名士兵每月一两银子、五斗米赡养一家十几口人的情况相当普遍，如果仅靠“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再加上清代中期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因素，旗人的生活更加的艰难。
“开国以至中兴，武功之盛冠冕区夏，而俸饷所支，尚循初制。百年以来货昂银贱益形微薄，除例扣外，实领不及五成。此外地租俸米，更属无几，且有无俸米者。”
《履园丛话》中亦记载了物价上升，土地日贵的情况:“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挑甲当兵是普通旗人的主要出路。
额兵成为吃粮当差的现役军人，余丁则是无饷无差的旗下平民。进关初期，八旗兵都有粮饷，可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以后，“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是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
尽管所费巨大，但是，“国家之经费有定，户口之滋息无涯。于此而欲博施济众，虽尧舜犹有所不能也。”
旗人长期以来，衣食住行，基本上被国家“包”了下来，所以导致了“国初勋裔环卫京师，体制、饷糈较绿营为优。而营运资生之策，则较绿营为绌。绿营兵丁，饷粮虽薄，应名差操之暇，可佣雇谋食，手艺营生。辞粮退休，尚能自食其力。八旗之聪明俊达者，为士勇敢强壮者为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优俸为仰事俯畜之计。”
旗人的自我生存能力很差，除了当兵、从政之外，一无所长。“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
可以说，由于清的禁锢政策，导致了旗人谋生能力的下降，乃至于丧失。“夫旗人之所赖以为生者，惟有房地，别无他项。”“皆袖手而仰食”。
如此一来，他们坐吃山空，依靠典卖土地为生。京畿附近，“五百里之地，虽尽膏腴，而土则不能加辟。八旗之人，虽皆食禄，而丁则逐代增添。”到乾隆十年，畿辅“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
乾隆帝为了保护旗人的利益，曾进行四次大规模的“回赎”旗地的举动，并定《典卖旗地追价之例》，然而收效甚微，乾隆帝自己都说:“赎地一事，恐未必于贫乏之旗人有益”。
旗人出现严重的生计问题，即使是待遇颇高的禁旅八旗生计也日见窘迫。
当时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写道:“在北京为数众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于债台高筑而陷于极度贫困，他们军饷的大部分都付了债款的利息”，连皇帝的“禁卫军中有一批低级军官，大约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军官，也是债台高筑。”
更有甚者，有些旗人竟然沦落为乞丐。“乾隆中，有某制军者，八旗人也。其盛时，姬侍僮仆服饰饮食玩好之属，穷奢极侈，日费不资。及罢官归京师，数年成穷窭子。又数年，成乞丐。”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决定让旗人从事农业生产，认为是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有效办法。“边外积谷甚属紧要，达尔河地方着交与内务府，派各庄壮丁耕种，呼儿河地方，令五旗王等庄屯人前往耕种。
其子粒、耒耜、耕牛皆令预备，着派谙练农事官员前往监管。”
但是因为相当多的旗人长期脱离了生产劳动，身受城市腐化的生活，他们“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对于种地已经产生了轻视和不习惯的思想和情绪，“八旗骑射成俗，语以为兵，则万里不辞。语以为农，则故乡裹足。”
许多大臣建议:“除为官、披甲当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余闲散人等，如有情愿在屯居住，自行耕种者，俱各听其自便。”在这种情况下，清统治者决定:“移驻京旗人三千户，酌议自道光四年为始，第年称驻二百户，分为四起”，到双城堡开垦土地。但是，“查双城堡移驻京旗，自将军富俊条奏，经理数年，糜帑数十万两。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驻二百户。查上年移驻五十三户。本年移驻七十六户。总未及一百户。”但清统治者对驻京八旗的移垦政策，也并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许多大臣天真地认为:“旗人不过一迁徙之劳，永可丰衣足食，较之株守在京饥寒无策、告贷无门，相去远矣。”
大学士法式善曾经建议将八旗闲散人丁，移往口外西北一带耕垦。就遭到嘉庆皇帝的斥责:“旗人生长辇下，一日迁到边地，必多以为不便。”“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不久，批驳罗家彦的上奏又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往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
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兵额，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就出现了这一现象:“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大清帝国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