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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陈宾客众多、在外独掌兵权好几年、恐怕会有变故等事全盘说出。
刘邦就命人追查陈的宾客在财物等方面违法乱纪的事，其中不少事情牵连到陈。
陈非常害怕，暗中派宾客到王黄、曼丘臣处通消息。
汉高祖十年七月，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去世，刘邦派人召陈进京，但陈称自己病情严重。九月，便与王黄等人一同反叛，自立为代王，劫掠了赵、代两地。
刘邦听说之后，就一律赦免了被陈所牵累而进行劫掠的赵、代官吏。
刘邦亲自前往平叛，到达邯郸后高兴地说：“陈不在南面占据漳水，北面守住邯郸，由此可知他不会有所作为。”
赵相国上奏请求把常山的郡守、郡尉斩首，说：“常山共有二十五座城池，陈反叛，失掉了其中二十座。”汉高祖问：“郡守、郡尉反叛了吗？”赵相国回答说：“没反叛。”汉高祖说：“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赦免了他们，同时还恢复了他们的守、尉职务。
刘邦问周昌说：“赵国还有能带兵打仗的壮士吗？”
周昌回答说：“有四个人。”
然后让这四个人拜见刘邦，刘邦一见便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些小子们也能带兵打仗吗？”四个人惭愧地伏在地上。
但刘邦还是各封给他们一千户的食邑，任命为将。
左右近臣谏劝道：“有不少人跟随您进入蜀郡、汉中，其后又征伐西楚，有功却未得到普遍封赏，现在这几个人有什么功劳而予以封赏？”
刘邦说：“这就不是你们不能了解的了！陈反叛，邯郸以北都被他所占领，我用紧急文告来征集各地军队，但至今仍未有人到达，现在可用的就只有邯郸一处的军队而已。我何必要吝惜封给四个人的四千户，不用它来抚慰赵地的年轻人呢！”
左右近臣都说：“对。”于是汉高祖又问：“陈的将领都有谁？”左右回答说：“有王黄、曼丘臣，以前都是商人。”汉高祖说：“我知道了。”
于是各悬赏千金来求购王黄、曼丘臣等的人头。
汉高祖十一年冬天，汉军在曲逆城下攻击并斩杀了陈的大将侯敞、王黄，又在聊城把陈的大将张春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人。太尉周勃进军平定了太原和代郡。[15]十二月，汉高祖亲自率军攻打东垣，但未能攻克，叛军士卒辱骂刘邦；不久东垣投降，凡是骂汉高祖的士卒一律斩首，其他没骂的士卒则处以黥刑，在额头上刺字。把东垣改名真定。
王黄、曼丘臣的部下所有被悬赏征求的，一律都被活捉，因此陈的军队也就彻底溃败了。
刘邦到达洛阳后说：“代郡地处常山的北面，赵国却从山南来控制它，太遥远了。”
于是就封儿子刘恒为代王，以中都为国都，代郡、雁门都隶属代国。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冬天，樊哙的士卒追到灵丘把陈斩首。
而可以说的是，韩王信这个叛汉的诸侯王，堪称是汉初为汉朝带来边地重大变故的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
……
只不过是从另外一点而言，韩王信的子孙并不认同韩王信的想法，在高后时期，韩王信的妻子携儿子韩颓当和孙子一起归汉，韩颓当被封为弓高侯。
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时韩颓当功冠诸军，是汉初的一位名将。
而韩颓当的兄长韩婴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一同归汉。
韩婴在年龄上远大于韩颓当。在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王刘舜太傅。武帝时，与董仲舒辩论，不为所屈。治《诗》兼治《易》，西汉“韩诗学”的创始人，其诗语与齐、鲁大不相同，他推测《诗》之意，杂引《春秋》或古事，与经义不相比附，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皆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燕、赵言《诗》皆本于韩婴。赵子、淮南贲生即其高徒。赵子传蔡谊，三传形成韩诗的王学，食子学和长孙学，学徒甚多。后人认为他的《诗》学不如《易》学精深，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韩《易》两好之，更从受之。
韩婴在归汉之后，韩婴逐渐成为了一名著名学者，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其思想直接承袭荀子，但又尊信孟子，以“法先王”代替“法后王”，以“人性善”代替“人性恶”。使儒家内部斗争最激烈的两派观点达到统一。
他吸收周秦观点，并加以改造和更新，认为“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统治者必须节制欲望，“轻谣薄赋”，“使民以时”，避免战争；以“谦德”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即“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国家，近足以守其身”。
为了维护大一统，他主张忠高于一切，孝从属于忠，若忠孝必舍其一，则宁做忠臣，不为孝子。臣下对君主要“以道覆君而化之”，“以德调君而辅之”。对君主进谏要讲究方式，他认为比干“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伍子胥“以谏非君而恶之”，是“下忠”。因而反对廉洁直方，不赞成传统儒家崇敬的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等人的廉洁气节，而赞成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从而使臣民不为名不为利，能上能下，不悯不怨。不耻污君，不辞小官，百依百顺的顺民。
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贵民”的思想。认为“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统治者要“以百姓为天”，要想治理天下，必须“养民”。统治阶级必须不淫佚侈靡，应节俭，“用不靡时，养不害生”，以达到“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为此，必须“教民”。
他以为“愚民百万，不为有民”。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众，提出“国之命在礼”的主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不成，王公由之所以-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
他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复礼，继承和发扬荀子“礼起于欲”，“养人之欲，给入之求”的主张，提出“因情从欲”的观点，认为“人的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芳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
他同样否定孔子“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主张对百姓“教御以礼义”，认为“百礼洽则百意遂，百意遂则阴阳调，阴阳调则寒暑均，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清则风雨时。风雨时则群生宁，如是雨天道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