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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论》在大局观方面,受到克劳塞维茨本身的经历影响而有所不足。
但是毫无疑问,《战争论》本身可以完全算得上是克劳塞维茨一生的经验总结。
而在另外一方面而言,假如说《战争论》算得上是战术的著作,那么马汉的《海权论》则是算战略上的指导书。
当然,《海权论》在一方面而言,也有所不足,就如同其书名一样,《海权论》很少会系统性的描述陆地方面的战略体系,而更多地是描述海权方面的战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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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马汉”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海权论》的精华之一。
而在详细论述这一方面的情况,马汉进行了自己的理解说明: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
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
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
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
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
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
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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