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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天下幸好平安无事，陛下年寿已高，只适合娱乐娱乐，而秦王总是一个人流泪，这实际上是憎恨我们，陛下作古后，我们母子必定不为秦王所容，会被杀得一个不留！”因此相互对着流泪，并且说：“皇太子仁爱孝顺，陛下将我们托付给太子，必然能获得保全。”高祖也为此很伤心。从此高祖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对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李元吉却日益亲密了。
从这一点的记载描述，李世民对于其父亲的妃妾并没有相应的恭敬之心，固然李世民是嫡子，但是从孝道的情况来看，李世民的行为明显不妥。
而从另一方面的情况来看，李世民不会不知道枕边风的威胁，而且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那就是伊德妃与张婕妤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知所踪。
这两名女子的结局有着很多推测，有人说其在玄武门之变之后自杀，有人说其在玄武门之变之后被李渊逼迫自杀，还有人说她们改名换姓，成为了李世民的妾室……
若是最后一种说法属实，恐怕李世民的一些方面的历史描述，可谓歪曲荒谬至极。
……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以后，认为洛阳地势优越便利，担心总有一天会发生变故，打算离开京城保守此地，所以就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亲信王保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暗中结交崤山以东的豪杰，等待事态变化，拿出大量的金银丝帛，任凭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交付法官考察验证。张亮从始至终一言不发，朝廷便释放了他，让他返回洛阳。
李建成在夜间召来李世民，与他饮酒，暗中在酒中下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高祖来到西宫，询问世民的病情，敕令李建成：“秦王向来不善于饮酒，从今以后，你不能够再与他在夜间饮酒。”
高祖因而对李世民说：“首先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敌雠，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本打算立你为太子，你却坚决推辞。而且，李建成年纪最大，被立为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也不忍心夺去他的太子之位啊。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一起住在京城里，肯定要发生纷争，我应当派你返回行台，留居洛阳，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归你主宰。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如汉朝梁孝王故事。”李世民哭泣着，以不愿意远离父皇膝下为由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都是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路程很近，只要我想念你，便可动身前往，你不用烦恼悲伤。”
李世民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了土地与军队，我们便再也不能控制他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只是一个匹夫而已，捉住他也就容易了。”
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高祖，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秦王要前往洛阳，无不欢欣雀跃。看秦王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长安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又半途搁置了。
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诬陷世民，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陈叔达进谏说：“秦王为天下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经受不住内心的忧伤愤怒，一旦染上难以预料的疾病，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
于是，高祖才没有处罚李世民。元吉暗中请求杀掉秦王李世民，高祖说：“他立下了平定天下的功劳，而他犯罪的事实并不显著，用什么作为借口呢？”
李元吉道：“秦王刚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肯返回，散发钱财丝帛，以便树立个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敕命，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只应该赶紧将他杀掉，何必担心找不到借口！”高祖不答应。
从玄武门之变的最直接诱因来看，李世民算是“正当防卫”般发动玄武门之变。
然而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李建成邀请李世民饮酒，会蠢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下毒而落人口实？
很明显，就算是李建成本身有这么一个能耐，能够让人在李世民时候无法处置他，但是在很多方面而言，这样的一种做法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若是以李建成能够与后宫嫔妃打好关系的手段而言，他不可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而也许正如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描述的那样，在历史上同样遗留下擅自改动起居注的李世民，自然而然的修改史书记载，也不算是什么不可能的怪事。
在古代，皇帝是无权干涉“起居注”的。这属于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记载着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其名称叫做“起居注”。这项工作由吏官来负责，他们神圣原则就是秉公执笔，不虚美，不隐恶，吏官的这一特殊权利决定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历来帝王都不过目起居注，以保证吏官无所顾忌地执行自己的职责。那么，唐太宗为何想起来要看看起居注，是不是自己做事心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突然想起要看看起居注，遭到了大臣们的劝阻，因为从未听闻帝王关注起居注的。可是太宗心存疑虑，当吏官说到善恶皆记时，更是激起了他看看起居注的欲望。可又碍于面子，实在想不出特别好的办法来，于是将这件事搁浅，没有看成。
时隔一年后，李世民坚持以看看起居注，可知前日之恶，可以律己为借口，依然遭到了诸贤良之臣的劝阻。但太宗这次态度非常强硬，非要看起居注不可，房玄龄不得不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就是这样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破坏了长期形成的良好制度。吏官的“载笔天下，不敢不记”的神圣职责训言，顺其自然的转为“笔下有情”了，见祸不避能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