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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这又比历史上提前了两天。这一年的事情忙得他焦头烂额，表面上国家一统，可他这个领袖能使唤多少人？政令不出江浙的怪像让他恼怒不已，山西的阎百川，山东的韩复渠，江西的**，广州的粤系国民政府，就更别说四川，云贵了，就连支持中央政府的小六子心思也不全在政府吧？谁知道哪一天他会不会反戈相向？蒋介.石在会议开始之前脑子里迅速的转了一圈。能从最底层爬上权利的顶峰，要说蒋介.石一点本事没有纯属扯淡。
一番讨论之后，鉴于国内的实际情况会议形成的决定最终的基调仍然是忍让。形式上才刚刚统一的中国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国力都只能用羸弱来形容。那些听宣不听调的地方军阀一心为着自己的地位权利绞尽脑汁，何曾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政令不出四省的尴尬局面和日本国内的政坛何其相似？老蒋坐着权利最高峰的位子表面上可谓春分无限，可是谁又能体会他的苦衷？有“国家”的位子，没有“国家”的实力，还得办“国家”的事，这不等于是将他架在火上烤么？也难怪老蒋下野之后，孙科还得屁颠的请老蒋回去主持大局！这么个摊子谁来扛？还得老蒋！
最终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五）配合日方调查建川美次少将和花谷正少佐遇袭一案。最后一条也就是加上去意思意思，对于积极准备侵华的敌酋的死还要调查？开玩笑！
此时的国府对于国联那样的机构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若凭一时之愤全民抗战，则必陷入动乱泥潭，何时才能脱离苦难？这也是一帮大佬们考虑的最多的问题。战不是不可以，可是一旦爆发全面战争，经济如何发展？没有经济支撑哪来的国防建设？说白了就是没钱怎么养军队？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没了军队就像一盘香喷喷诱人的大蛋糕一样！
但也不是一味的忍让，参与会议的大佬们也说了，如日军再有越轨行为，我军可武装自卫。也就是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可以自卫，但是没有还击之说。这可以从老蒋的《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中看出来：“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而这一晚的会议，大佬们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全面抗战的考虑。
国府的态度在字面上其实比张学良要高明的多了，至少没有严令“不抵抗”的字眼，这也是张学良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就曾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戴季陶在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用后世的粗话来讲就是：你自己都不要脸还指望别人给你脸？
然而历史上直到1932年3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才姗姗来迟到达奉天，开始对9.18事变进行调查。这都离事变过去半年了才开始调查？这让当时的外交家顾维钧深深的感到愤怒和无奈。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行凶，而我国民政府却不能主动抵抗，竟向国联那样婊子养的机构求救，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