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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才把他当个人看，要是换到东南沿海地区，像这样的小商人多如牛毛，谁会在乎他？更别说像我们这样求爷爷告奶奶地挽留他了。”
王换波见钟文宾的气消了，便也附和了说：“就是，就是。”
钟文宾又问：“公安局没有对他罚款吧？”
王换波摇了摇头说：“没有。我要是不打着你的旗号去要人，公安局肯定会重罚的。”
“早知道是这样一种结果，我们何苦去捞他？”
“就是，就是。不过，虽说没有罚他，那罪也够他受的，几十个嫖客被关进了一个大房子里，没有坐的地方，有的蹲着，有的站着，里面乌烟瘴气，令人窒息。我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找到了他，带出来后，所长还要让他做登记。我说要是做登记，我还跑来干什么？所长一听我说话的口气大，没有作声，只好依了我。也难怪江中元心有余悸，一旦被抓进去，就像羊群被赶进了羊圈，哪里还有人格尊严？县上开展扫黄打非无可非议，不打不行，但是，也不能太过了，水至清则无鱼，真的回到 文革 时期那么干净，谁还往你这里来投资？”
钟文宾觉得王换波说得不无道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觉得公安局有些过了。如果一座城县不是把关心民生和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却一味地去搞什么形象工程，或者成天把扫黄打非挂在口头上去抓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意味着这座城县将会越来越缺钙，营养不良必会畸形发展。
但如要扭转，非外力不可，或者是拥有更大权力者可以改变，否则，下面的人谁也动弹不得，他们只能唯命是从，在口头上争当应声虫，在行动上争先恐后，这无疑为领导的错误决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县长抓的形象工程，还是书记抓的精神文明建设，你要说它重要，也确实能说出一大堆重要的理由，要说不重要，也能找出不重要的理由。同一件事，决策者个人的倾向不同，其重要程度也不同。
正因为如此，决策者才有了极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的权限如果不受约束的话，个人意识就转化成为集体决策，成了事关地方发展、事关民生的重大决策。这次，县委书记于铁山提出创建精神文明示范城，就势必要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由县政法委牵头，公安局执行，对娱乐行业进行全面清查，一些酒店和娱乐场所，该停业的停业整顿，该关门的就关门。好多酒店的老板干不下去了，怨声载道，几千小姐被赶跑了，房屋出租、餐饮业、服装销售、化妆品商店，相关的服务链条受到了极大影响，紧跟着，一些外地来的小商小贩也撤离此地，向别的地方图谋发展去了。
随着这些消费群体的流失，财政收入锐减，扫黄打非对经济的影响之大有目共睹，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谁也不愿意说出口，因为从中央到地方，扫黄打非就是清除社会丑恶，你要有异议，只能说明你的政治觉悟有问题。
不但如此，这不仅仅是政治觉悟问题，而且是站队问题。在通山政坛票眼不定的时候，站好队。绝对是所有的官员首先考虑的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