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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翩翩，这种反差感她也不算完全没经历过。
商鸿朗高兴了，把夹在耳朵上的烟也拿下来，正要点，余光瞥见岑戈偏头直直看着他，那眼神挺严厉的，就默默把烟放到了桌面上。
一根二手烟和两根二手烟有区别吗？显然，某人认为有。
“谢谢。”董佳益颔首，点着了烟。
“我最后还是把钱给了他们。”他夹着烟，见桌上没有烟灰缸，就用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讽刺地笑了笑，把烟灰掸在背面，“可能是因为幸运，我跟我的同学合作的那个项目赚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第一桶金’，我也摸到了一点门道，决定以后自己单干。在这期间，老家的人但凡有什么要求，其实就是借钱，我有求必应，尽管我知道他们从我这里拿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我爸妈向他们筹借的学费。我成了‘提款机’一样的人，肩负着全村人的生活开支，我答应‘借给’他们的钱，晚一两天没到账，他们直接找我爸妈问。我问我爸妈，你们不觉得村里人有点过分吗？他们老实巴交的，只跟我讲，村长说了，我是全村人供出来的大学生，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的一切都是村里人给的，该还，就要还。”
“这也太过分了。”商鸿朗嫌弃道，“强盗逻辑！道德绑架！”
对于探员的认同，董佳益不以为意，望着天花板一角，眼神淡漠、语气平淡地说：“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说要盖房子缺的几万，我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渐渐觉得这些钱不是个负担，可他们三天两头的要钱已经让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我给他们钱，就是在打发乞丐。我们那个村一直富不起来，大抵跟村里人习惯于向乡里要贫困拨款、向我要钱有关。可是，人言可畏，我爸妈还住在村里，村里人的言论对他们二老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他们的‘名声’。我想过要把他们接过来，可他们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说钢筋水泥的楼房，邻居碰面招呼都不打，太不习惯，坚决不肯留下。”
有的人仗着自己曾经给人的一点恩惠，就觉得别人应该倾其所有一辈子报恩，得寸进尺。甚至认为，因为你富有，我贫穷，你就应该帮助我，不帮就是你为富不仁，丧尽天良。当这种观念盘踞于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里，就会演变为十分可怕的价值观，让那个被他们这样要求的人痛苦不堪。
要钱果然只是一个开端，董佳益说，村里人求他办事，生病了，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到长宁来要求住在市医院，还不能是普通病房。一个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让他出钱玩遍吃遍长宁。有时一顿豪华大餐后，几个村民咬着牙签，眼神清高，“其实大城市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吃，不如我们原汁原味的土菜！”董佳益只能赔笑。
一个病好了，回去一宣传，老董家的儿子怎么有本事，怎么有票子，长宁怎么繁华怎么好玩，一个月至少两拨人到他家落脚，胡吃海喝，临走前带得带点什么洋酒好烟。
他父母的“地位”在枋径村高得要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还当上了挂名副村长。别说村里，连乡镇、县里都有人过来攀亲戚，这种“荣耀”对老董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乡里的学校要翻新，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能不能赞助些，你可是我们乡里学校培养出来的呀。
县里的图书馆要增购些东西，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是不是该捐些书桌书柜，没有我们县一中，你也考不上大学不是？感谢信已经寄到你老父母那儿去了，捐不捐的，你看着办。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董佳益的一双老父母享受村里、镇里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进了新盖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却不知道董佳益在恩情和厌恶的包夹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使我总是觉得自己走在一片看不见尽头的荒漠里，我经常浏览一些鼓吹自杀的论坛和悲观厌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一直用药控制着，最严重时，我重金聘请的顶尖r（心理医生）一周过来三次。”董佳益的一支烟燃到了尽头，快烫了手才晓得摁灭。他摘下昂贵的手表，左手腕上狰狞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来。“我的灵魂已经死了，*还活着罢了。在我眼中，他们也是一样，只是可供买卖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