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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两个障碍，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任重道远，因此他及时转变策略，对三杨礼敬有加，每次到内阁去传旨的时候，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像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人一样，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外，不敢进门。
等到三杨发现他站在外面，让他进来招呼他坐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好像能够和三杨说话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三杨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人。
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却不断地拉帮结伙，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同知，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
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远来投奔，得此高官，十分得意，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
三杨可以应付过去，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王振没有办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
只能等她老人家自然死亡了。
参考消息
不准歧视我
王振为了博取三杨的好感，特地选了个大庭广众的场合，跪劝朱祁镇不要贪图玩乐。让三杨大为感慨，直叹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宦官。而王振对三杨小心翼翼，却在朱祁镇面前大摆威风。正统六年（1441），为了庆贺三大殿的落成，朝廷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这种场合是不允许太监参加的，王振却暴怒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朱祁镇也觉得委屈了王振，忙令百官迎接，甚至还开了东华门的中门。（明清两制，外臣内宦均走掖门、旁门。因规制所限，极少大开宫门）
王振扫除专权障碍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正统七年（1442）十月，历经四朝的张太皇太后离开了人间，王振夺权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此消散。
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经去世，而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已年老多病，回天无术了。
王振的机会来了。
他从此大权独揽，广结同党，不但控制了锦衣卫，还收了很多属下，其中不乏饱学之辈，圣人门徒，而要论最无耻的一个，莫过于工部侍郎王祐。
这位王祐先生曾经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们都留有胡须，而王振没有胡须（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当他见到王祐时，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有留胡须，便问他原因。
王祐先生是这样回答他的：（以下内容可能引发呕吐，请先做好思想准备）
“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在我看来，王祐先生真正达到了无耻无界限的境界，无耻到祖坟上都冒青烟。
正是有了这些无耻之徒的帮助，王振在朝廷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排除异己，利用杨士奇儿子杀人的事件，攻击他教子无方，最终打垮了这位四朝老臣，之后他又陆续诬陷户部尚书刘中、祭酒李时勉等不服从他的大臣，并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此时的王振，内得皇帝信任，外有打手帮忙，独掌大权，鱼肉百官，可谓风光无限，成为了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
大权在手的王振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
五十年前，朱元璋先生为了防止今天王振现象的出现，特地在宫门口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上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可是正所谓人走碑凉，谁写的，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执行。到了王振当权，这块碑文就被当成了贴在墙上没人管的奖状，再也无一人理睬。
大家不理，王振却不一样，他总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刺眼，于是便命人移走这座碑。
如果老朱还在，他一定会把王振这小子抓起来，剐上三千刀再让他死，可时代不同了，也实在不行了。
大家第二天上朝，看见开国皇帝的手迹突然没有了，却集体保持了沉默，他们都知道是谁干的，到最后却成了打死我也不说，打死我也不管。
朝政如此，多言何用！
但就在王振气焰滔天之时，也有一个人就不买他的账，而这个人也实在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吃了点亏，但王振终究还是不能把他怎么样。
参考消息
虎父犬子
杨士奇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教子无方。其子杨稷仗着父亲的权位，骄奢淫逸，横行乡里，甚至犯下了几宗命案。有人将杨稷的恶行告诉杨士奇时，他居然大吃一惊，不相信这是乖儿子所为，于是便以回家扫墓为名进行试探。杨稷知道父亲回来，立刻夹起尾巴做人，将老父骗得团团转。不久，王振抓住这一把柄大做文章，杨稷随即被绳之以法，杨士奇这才知道儿子作恶多端的真相。遭此打击，杨士奇声誉扫地，遂告老还乡，第二年就含恨离世，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不完满的句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正统六年（1441），当时太皇太后已经病危，无法再训斥
王振，三杨也无能为力，王振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政大权，所有外地巡抚官员回京都要照例孝敬王振一些金银财宝，多少倒无所谓，但总得意思一下，表示对这位死太监的尊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人从山西巡抚回来，别说金银，连陈醋都没带回来一瓶。王振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当即把这个人关了起来。
王振是一个做事偏激的人，对于这种明摆着不给面子的人，他是不会留情的。他本已准备编织罪名，把这个人干掉。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人似乎很有背景。
不但地方上的官僚、老百姓帮他说话，连朝中重臣杨士奇等人也为他求情，甚至某些藩王也出面了，要王振不要把事情做绝，否则就要他好看（藩王可是不好对付的）。
一贯整人到底的王振终于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权位不高，却很不简单，是不能“人道毁灭”的，于是他一反常态，放了这个人（不放也不行）。
此人也确实厉害，他被整得很惨，却一句软话也没有说过，一直痛骂王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坚持和他对抗到底。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势。
这位硬骨头有背景的仁兄就是于谦。
可惜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
抱负
掌握朝政，统领群臣虽然威风，但这并不是王振的最终目的，事实上，王振并不只是一个贪财贪权的人，他也有自己的追求抱负。
王振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像自己的这位偶像一样，横扫千军，锐不可当。他的这位偶像就是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
虽然自己以前只是个文人（现在是太监），但却十分向往率军出征的威风凛凛，而先辈郑和的丰功伟业也不断鼓励着他。
太监就不能横刀立马吗？立给你们看看！
这下问题严重了。
一个人如果饥饿就会去找东西吃，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求。
如果他已经吃饱了呢？那么他就会四处闲逛，找点事情干，反正闲着也闲着。
如果一个吃饱的人又找不到什么好事干，他可能就会去干坏事，实现自我价值。
王振大概就属于后两种情况。
他已经大权在握，家财万贯，权和钱都有了，这位死太监也有了新的人生追求——建功立业，名留青史。
应该说，有这样的志向是好的，但问题关键在于这位有志太监本身的素质如何。
就如同一个贪官污吏，平日只是贪污受贿，这样的恶行固然让人愤慨，但这并不是他们作恶的最高境界。
所谓作恶的最高境界，就是明明没有这样的才能，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要去干一些所谓的好事。
这才是恶人中的极品。
王振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品，他明明是个不成器的教书先生，明明是个投机的死太监，明明是个贪图权位的小人，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但他现在居然要把自己往军事天才、战争英雄上面靠，就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偏偏当时的时局给了他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机会。
敌人出现
我们前面说过，那位被朱棣打得落花流水的马哈木有个好儿子，这话确实不假，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的儿子脱欢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并从此开始了称霸蒙古的军事行动。
事实证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有本事的，仅仅过了六年，脱欢就击败了瓦剌的其他部落，统一了瓦剌，成为了瓦剌独一无二的首领。
之后，他拥立黄金家族成员脱脱不花为汗，并开始攻击阿鲁台。
由于当年被朱棣打得太惨，阿鲁台元气不足，在与瓦剌的战斗中被击败。宣德九年（1434），阿鲁台被脱欢击败，并最终战死于大漠之中，这位曾与永乐第一名将朱棣周旋几十年的风云人物就此结束了一生。
瓦剌的扩张
脱欢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的梦想绝不局限于做一个太师，他的真正理想是恢复大元的天下，重新占据中原，但上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正统四年（1439），壮志未酬的脱欢死掉了，可是明朝并没有因此得到和平，因为替代他的，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也先。
也先是脱欢的儿子，他比他的父亲更加强悍，也更加聪明。短短几年之内，他向西攻击哈密，控制了西域通道，威逼明朝西北边境，他向东攻击兀良哈，正统十年，瓦剌彻底击败了兀良哈三卫，并控制了当时尚很弱小的女真族，甚至威胁到了朝鲜。
此时的蒙古已经完成了统一，而也先与他的父亲一样，也整日梦想着恢复大元天下，所以，在一切就绪之后，他把矛头指向了明朝。
虽说也先进攻明朝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在我看来，引起这场冲突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钱。
蒙古人很会打仗，不过也很穷，他们不种地，也不纺纱，要想得到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交换，另一种是抢劫。
在朱棣的那个时代，蒙古人更多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得快又方便，但经过朱棣的几堂军事教学课，以及拳脚刀剑的教育方式，蒙古逐渐意识到，继续抢下去会亏本的。
而且在抢劫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你家缺衣服，想抢几匹布，可出去几次都遇不上（人家不可能准备好了让你抢）。蒙古人虽然善战，但并不是打不死，他们也只有一个脑袋，而抢劫是刀口舔血的行当，随时可能完蛋。为几匹布就把命丢了，实在不划算。
于是，在此之后，蒙古开始走第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
他们开始和明朝政府做生意，但蒙古有什么生意可做呢？
不要忘记，虽然他们不搞农业和手工业，但他们也有畜牧业，蒙古部落家家户户都养马、养羊，发财致富之道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部落首领的倡议下，蒙古部落开始大量放牧，生意也越做越大，贸易的形式以朝贡为主，每年蒙古定期入京交易，经常带着牲畜千余头，皮毛几千张，浩浩荡荡地来做生意，随行的还有使者。在我们的印象中，使者应该只有一两个人，不过蒙古部落派来的使者人数却要加个千字——两千人。
从古至今，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派外交使节会一下子派出上千人，而这些所谓的使者实际上是蒙古的小商小贩，他们都是赶着自己的牛羊马来做对外贸易的。
如果就这样做生意做下去也不错，毕竟各取所需，而且明朝总是处于贸易的优势地位，每年都是贸易顺差。
因为手工业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从史料分析，当时的明朝政府也确实有抬高物价的嫌疑，各种瓷器、纺织品的价格确实有些偏高，但蒙古人也只能全盘接受。
道理也很简单，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想买就买，想卖就卖，不愿意就散伙！
明朝的人可以不吃牛羊肉，但蒙古人不能没有纺织品，没有日常用具，所以不能散伙。
然而这看似对明朝而言一本万利的生意中，却隐藏着危机。
到了也先时期，由于需求量大，朝贡贸易剧增。本来一年只做一次生意，渐渐发展到一年数贡，每次来做生意的有几千人，牲畜皮毛和马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要知道，这些牲畜皮毛都不是白送的，明朝政府需要用大量的东西来换，由于皮毛数量过大，而手工业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明朝政府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那么多现货供应。
明朝政府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掉入了一个贸易陷阱，看似不懂贸易的蒙古部落实际上十分精明。他们选择这些牛羊作为贸易品是有着很深的考虑的，因为放牧牛羊对于这些游牧民族而言几乎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放牧所需的人工成本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平日的生活就是放牧，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干，自然也不需要统计误工费。而牛羊吃的是草，这些都是天然资源，在羊毛衫尚未流行的当年，草原沙漠化似乎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牛羊养大后，直接送到明朝来交换东西，一头牛可以换到很多明朝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明朝的出口产品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迟早会供不应求，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
而也先也以自己统一蒙古的声威和武力为后盾，玩了几招阴招。
他用劣质的马匹冒充好马，索要更高的价格。此外，他还改组了自己的使者队伍，在其中塞入了大量强盗小偷，搅扰沿途居民。到了后来，他派去的那几千人几乎就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沿路抢劫的盗匪。
蒙古部落的这一倾销行为让大明帝国的大臣们十分不满，某些大臣便有意搞点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蒙古肉制产品冲击国内市场。
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个人推行这一政策最为积极，相信出乎很多人意料，这人竟然是王振。
英宗时期，与瓦剌的贸易
王振本来就是个只顾自己，不管国家的人，他怎么会这么积极呢？
原来在此之前，也先每次来做生意，都会给王振行贿，然而时间一长，也先把这茬给忘了。
于是王大人突然之间愤怒起来，命令核实使者人数，然后一下子减去了应付金额的五分之四。
就算也先做生意不老实，是个奸商，但人家毕竟还是讲信用的，牛羊还是送给你了，而王振却一下子成了外贸稽查员，竟然几乎全部没收，连发票也不给。
也先被彻底激怒了。
原本只是用武力威胁，在此基础上再干点奸商的勾当，无非是想捞点好处，然而这次被王振稽查队抓住了要害，狠狠地罚了一次款，也先血本无归。
本来就跃跃欲试，想搞点名堂的也先终于坐不住了，这次的事情让他找到了借口，他擦亮刀剑，备好马匹，准备发动攻击。
三十五年前，祖父马哈木就是被眼前的这个庞大帝国所击败，现在复仇的机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