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低估再加条件

    修建铁路本是仁政，但如同清末年间的种种改革仁政一样，在官僚机器的运作之后都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很简单，想雄起的清廷，却尴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肾亏”
    ——财政没钱。
    于是，发动民间的力量，打一场铁路建设的“人民战争”
    ，就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
    但什么事情到了晚清都变得似是而非，脱离了正常的规范。
    比如铁路商办，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依然由上级指定，而非股东会推选。
    这样的性质便使得名为铁路公司，却有着政府背景，却能以公权力向平民征收租股、房铺租股、廉薪股等名目繁多的摊派，把广大百姓都变成了“股东”
    ，却是被盘剥的“股东”
    。
    四川籍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在呈送给都察院的报告中，便曾痛陈租股的危害。
    按规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
    但是，根据实际调查，州县官僚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
    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
    ，“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
    。
    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
    而中国的政治传统，官权一般只到县级政府，县级以下，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绅权，地方上的实力派。
    这些士绅们，一方面作为国家经纪人，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征粮征款等；另一方面作为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而与政府及其胥吏进行公关与博弈。
    但随着大清国的新政和改革，传统的乡村社会面临着剧烈的变化，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削弱。
    地方士绅们日益从政府的助手演变为对手。
    乡村的公权力被号称土豪劣绅的“盈利型经纪人”
    所取代，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新政改革的大旗。
    大肆谋取私利，中饱私囊。
    根据一位回川奔丧的留日学生记载，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痞子能人”
    ，即土豪劣绅。
    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
    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痞子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于是，在晚清轰轰烈烈的民营铁路建设中，“蝗虫”
    蜂拥出现。
    以湖南、四川两地最多。
    掌握实权的乡绅们上下其手，从农民那里敲骨吸髓所得，很大部分都被他们巧取豪夺，政府则背上了勒索的恶名，公共财政却并未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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